读文学欢迎你
 
首页  微信  私房话

鲁迅与周作人的矛盾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探秘[2016-11-18 19:00:3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是一对“双子座”。他二人本来在同一只船上并肩作战,后来却“兄弟失和”,各奔东西。

周氏兄弟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但后来却殊途而不同归,这与他们各自思想深处的某些东西有很大的关系。

就性格而言,鲁迅偏激负气、周作人冷漠孤傲;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鲁迅真挚而爽直、周作人含蓄而多疑。在做人上,周作人像一个童心不泯的孩童、鲁迅则像一个饱经沧桑的世故老人。在文风上,鲁迅是长枪短剑、周作人是细风和雨;鲁迅刚劲、周作人冲淡;鲁迅面红耳赤、周作人轻描淡写。在对世道人心的看法上,鲁迅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换为义愤,周作人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在人生观照上,鲁迅是偏向于信的一端,周作人是偏于疑的一端。

鲁迅、周作人虽然有着共同的地域文化熏陶和同一家世,但个性的殊异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形成了他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上相异的文化性格:鲁迅选择了一针见血、文风硬朗、称之为“投枪匕首”的杂文,周作人则倾心于轻柔温和的随笔散文;鲁迅的爱是深沉、爱憎分明,周作人的爱是单纯而真挚。面对社会压迫,鲁迅自甘孤独,决不妥协,周作人则远离时事,醉心于闲情逸致。对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表现出明确而否定的态度,周作人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体现出理性而平和的性格。周作人在内心深处有着极玄高的理想企求,他愤世嫉俗,对人世的昏暗、周围的平庸极为鄙视,他的情绪里充满着牢骚、不平和叛逆。但这一切仅仅蛰伏于内心世界中。一旦置身于现实尘世,他既然不能象鲁迅那样立志反抗,就只能走向傲世的反面——顺世。现实如此黑暗,而人又是那样渺小,在他看来,最佳的选择莫若在乱世中避灾远祸。在精神层次上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而在现实层次中又明哲保身,随遇而安,依违于无可无不可之间,这就是周作人。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周作人与鲁迅都意识到了自我,但鲁迅立志反抗,将自我之亮光投射到黑暗的人间;而周作人却立足于保身,将意识到的自我缩回个人的精神世界。鲁迅怀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精神,对世界和命运作着“绝望的抗战”,而周作人则认为,与其苦海挣扎,徒劳费神,不如苦中作乐,悲中求欢。

鲁迅仿佛是一个茫然而自信的过客,在深山大泽中不息地穿行,引导你穿过地狱之门,去叩人生大限的神秘之境;周作人明知前面的路是万丈深渊,他渐渐学会了绕道而行的方式,把自我放逐到精神的孤岛上,孤独地在文学的世界中漂泊着,俨然一个教士,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鲁迅似乎是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诸多的差异,才为他们日后的分道扬镳埋下了思想的根源。1923年的7月18日上午,不发一言的周作人突然将一封署有“鲁迅先生亲启”的信交到了兄长鲁迅的手中。信很短,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当日鲁迅欲邀请周作人详谈一次,但被拒绝。入夜他在日记中记下寥寥几字:“上午启孟(周作人字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次日黎明,鲁迅早起,四处看屋,准备搬出八道湾胡同。在朋友的帮助下,鲁迅借了800元大洋,在砖塔胡同置下了个简单的四合院。1923年8月2日,鲁迅带着妻子朱安,永久地离开了他一手经营且居住了四年的八道湾大院,搬入西四砖塔胡同61号小院。

10个月后的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旧宅,准备取走自己的书籍及一些什物。周作人与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冷不丁由后院冲出来,向鲁迅破口大骂。羽太信子不解气,匆忙间返回室内用电话招了两个人过来,大有与鲁迅秋后算账之势。当着众人的面,周作人夫妇像泼妇骂街似的,将鲁迅浑身上下骂了个遍。关于此事鲁迅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当时在场人言,周作人更是丝毫不顾及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去,幸亏旁人接住拖开,才不致击中。但鲁迅的小弟周建人在1983年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回忆:“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周作人夫妇)才退下了。”


更让人不解的是,两位当事人至死谁都没有再提这件事,也都不愿再提这件事。这就为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而也使之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这样写道:“两人是怎么分手的呢?如今回想起来,颇有独特之初,它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

据周建人讲,鲁迅三兄弟搬进八道湾后,家中大权便握在了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手中。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情况看,600个大洋怎么看都是白领阶层,只要安排得当,一家人的日子会过得舒适安逸。问题在于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挥霍外,根本就不会持家。至于周作人,从不问这类凡间俗事,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当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此,他们的母亲鲁瑞老人曾伤心地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兄弟突然不合,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鲁迅本人后来对许广平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至少有600大洋,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对此,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挚友许寿裳也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这位大伯哥,不愿与他一同住。”周作人自己也肯定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什么不愿,他终生都不曾与人提及。

对周氏兄弟失和的缘由,外界众说纷纭,百般揣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至今未有定论。但不管怎样,周氏兄弟失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受伤害的恰恰是当事人自己。兄弟失和之后,鲁迅大病了一个多月,从此身体一直瘦弱;而周作人自此凄风冷雨,后半生一直与“苦”相伴。

在周氏兄弟失和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人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那么,羽太信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在周作人的生命历程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探讨她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周作人的爱情与婚姻有着很大的帮助。

1912年周家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周母鲁瑞、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子,怀抱的婴儿是周作人长子周丰一)

羽太信子(1888-1962)出身低贱。她原是鲁迅、周作人留日时,替他们缝补浆洗的下女。后来她与周作人相处日久,便嫁与周作人为妻。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

不知何故对于他的这位日本籍夫人羽太信子,周作人本人极少提及,因而显得有些神秘。关于她,周作人在自己的各种文字中,只提到过一些生活细节。至于怎样与她相识相恋,竟终生没有言及。周作人一生写日记大致没有停过,按说从日记中应该可以找到很多详细记载,可偏偏从1906年到1911年这六年却没有日记保存。据周作人自己说,是因为这六年没有写日记。在他自己的《周作人自述》中,只有一句:“一九○九年娶于东京,有子一女二。”

羽太信子与周作人从相识、相恋、结合直到终老,期间相处54年。两人性格迥然不同,一个火暴、一个温和,一个张扬、一个内敛,一个粗俗、一个儒雅,而能相安无事,在旁人看来,不免有些难以想象。可是偏偏两人还真是如鱼得水,这让人不免觉得反差过大,稍觉怪异。

在热恋的时候,自然是不会发现对方的弱点,直到娶了回来,慢慢地才显山露水。最激烈的一次交锋,是回到绍兴老家以后,有一次为了一点小事,羽太信子大发脾气,突然间昏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本来性格懦弱,经此一吓,从此以后,就成了个“惧内”的标本。后来,她一不高兴就发脾气昏倒,这时她弟弟重久刚好来绍兴,不经意地说道,她这是老毛病,过一会儿她自己会好的。过了一会儿,果然自己爬了起来,没事了。大家这才知道,她这是病态。可是周作人却已经被她调教服帖了,从此再不敢跟夫人较劲。

周作人从小温和文雅,性格随和,但也一向比较懦弱,遇事总习惯于一动不如一静,由这种性格发展而来的“惧内”使他更加遇事畏缩。尤其可悲的是,这种畏缩心态后来甚至影响到他对世事的态度。在绍兴,因为长子鲁迅不在家,家事通常由母亲鲁瑞做主,周作人在外教书,信子主内,倒也还算协调。只有一件事,大家感到很不方便,就是信子不懂绍兴话,事事都得周作人翻译,可是周作人每天都要去学校教书,沟通就很不方便了。好在周作人很顾家。1912年2月浙江军政府请他担任视学,正巧信子要分娩,周作人就辞谢不就,直到信子分娩后,才去就任。仅一个月又托病回绍兴。这事,他也只在《知堂回想录》中轻轻带过。

周作人进北京以后,因鲁瑞年纪大了,又不熟悉北京,干脆让羽太信子主家政。一家人的主要收入都交由信子支配,鲁迅有300来元,周作人也有240元,建人虽无正式工作,但翻译、写作也有所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信子的感觉越来越好,威势也越来越大,经济上开始失控。同时,信子与其他人的矛盾也激烈起来。例如,在生活方式上,周作人差不多已经完全日本化,他对日本生活方式的迷恋已经有些走火入魔了。鲁迅看不惯信子的那些地方,比如看病不管大小,都要请日本医生,而这恰恰是周作人感到习惯的。虽然在有些地方,周作人也并不都是支持信子的,但他怕信子闹,便只好用妥协、退让甚至屈辱来换取安宁。例如他们一家出去郊游,三弟建人也想去,而被信子羞辱,周作人却一声不吭。再说与鲁迅的矛盾,周作人自己后来也说:“要天天创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牺牲与兄长的情谊。”他与鲁迅的决裂,原来是为了满足信子“天天创造新生活”的要求,因此,决裂显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羽太信子的意志。

周作人一生都是很顾家,对信子是很忠诚的,在早年就与刘半农、钱玄同等结成“三不会”,即不赌不嫖不纳妾,从无出轨情事,也因此很鄙薄“多妻”、“娶妾”之类。尽管自己也知道,他落水当汉奸,走到从未想像到的“寿则多辱”的境地,跟信子多少有些关系,却从无半句怨言。

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感情更是矢志不渝的。她以周作人为骄傲,也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眼光好、福气好。就是在周作人被捕之后,羽太信子也谨遵妇道,一直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她晚年与周作人苦苦相守近20年,直至终老,再没有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她和周作人虽然经历磨难,但在周作人“落难”之时,两人倒也风雨同舟,其间并无势利之心。

在晚年信子的跋扈性格似乎并没有完全改变,长期的压抑和磨难虽已扫尽了她的锐气,但是,碰到不顺心的事,还是要发作的。再加上体弱多病,更平添烦恼,精神状态几近崩溃。对此,尽管周作人不对外人说,但是从他晚年的日记中,却可以看到两人的关系到了怎样糟糕的地步。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周作人急请中国文联的佟韦、李纯朴与北大医院接洽后,送入北大医院急救。周作人年近八十,就没有去医院。天黑了,他一个人在灯下独坐,倍感寂寞。就在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50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读这段文字,真令人倍感悲凉。4月8日下午一点,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医院病故,享年75岁。从1909年3月18日起,至此两人的婚姻生活长达54年,终于落下了帷幕。之后,便是联翩的往事不时浮上心头。但是,周作人的心情是很有些复杂的,恩恩怨怨,五味杂陈。


史飞翔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陕西省首批重点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陕西散文学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文化、人物研究与写作。已出版畅销书《民国大先生》《追影:真名士自风流》《历史的面孔》等15部。有多篇文章入选大中小学教材及各种权威选本。

书房记
微信:shufangji2013 

路过全世界,遇见你的书房记
长按二维码即刻关注
手机网址

手机站/ 版权合作/ 广告服务/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精彩标签/

免责声明: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享有,若转载或者抄袭他人作品,带来的一切后果与本站无关。商务合作:QQ:8713198

Copyright © 2011-2012 duwenxue.com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