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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系统 要读多少书才能成就一个人(南方周末 秘密书架整理) 南方周末 系统[2017-01-12 02:28:13]



常常这样对自己说,不读书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不思考不知道自己的浅薄.

在书面前,我常常感到畏惧和空虚.

想读书,可是书海浩瀚,怎么读书,读什么书,

也成了个问题.很多人常常面对一大堆书却如老虎啃天,无从下口.

有个同学在课堂上跟老师说他很想读书,但是不知道读什么书.

南方周末阅读版的秘密书架,也许可以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

虽说读书要读原著,可是原著也是汗牛充栋,那么就读大师们推荐的书吧

读大师读过的书,也是一条捷径,至少是一种不错选择.

对此,笔者收集了部分南方周末"我的秘密书架"栏目文章.

和大家一起分享,不完整的地方希望各位豆友补上.



李强:西方历史的政治解读

以政治学理论为业有一些特殊的乐趣,其中之一便是读书比较泛,举凡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学等都与政治有关,均需有所涉猎。而且,久而久之,以政治的视角读书,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以历史为例,不同的人读历史会有不同的感受。一部西方史,在艺术家、哲学家或文学家眼中,会呈现出颇为不同的景象。哲学家往往会对古希腊文明叹为观止,海德格尔专家陈嘉映曾盛赞“说不尽的希腊文化美”,这在哲学家中颇为典型。不过,对一个研究政治理论的人来说,西方历史也许会展示出一幅不同的画面。

当然,这里首先涉及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不管人们对政治如何解释,我以为政治的基本关怀就是在一个群体内部维持稳定与秩序,当该群体与其他群体发生冲突时,保障安全与尊严。如果用这一标准来阅读西方历史,就会得出一些与哲学史专家全然不同的结论。

譬如,希腊被公认为西方文明的滥觞之地。在哲学家眼中,希腊文明美不胜收,哲学、艺术、悲剧、史诗群星璀璨,构成西方文明的坚实基础,写下了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至为灿烂辉煌的一页。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希腊文明的价值恐怕会大打折扣。当时,在爱琴海与爱奥尼亚海之间这块今天看来并不广阔的土地上,存在着上百个城邦,尽管这些城邦出现了像雅典民主这样伟大的制度,为后人的政治理论探讨提供了很多启迪,但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希腊的政治实在难以令人憧憬。城邦规模较小,少则几万人,多则二三十万人。而且,城邦之间战争频仍。最终,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两大军事同盟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整个希腊文明元气大伤。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细记载了这场战争,可谓第一部伟大的西方政治名著。

希腊衰颓之后,罗马取而代之。许多人把罗马仅仅看成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认为在哲学、艺术、文学等方面罗马文明比希腊文明大为逊色。但若从政治的角度视之,罗马乃是西方第一个真正奠定了现代政治基础的民族。波利比乌斯(Polibius)在其《罗马帝国的崛起》(TheRiseofRomanEmpire)中描述了罗马共和国的崛起,描述了罗马如何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经过短短53年时间,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发展为横跨三大洲的帝国。波利比乌斯将罗马成功的秘密,归因于罗马的共和政体与公民的美德。

对于罗马人的美德,巴洛的《罗马人》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巴洛告诉我们,“罗马精神是农夫和士兵的精神;但既非农夫,亦非士兵,而是农夫-士兵(farmer-soldier)的精神”。罗马人的性格与希腊人迥然不同。罗马人“质朴”、“严肃”、“虔诚”、“淡泊”、“勤勉”、“严以待己”、“无比坚强”。罗马人崇尚“行动”,而不是思考。她蔑视希腊人的文过饰非、夸夸其谈。借用我国传统儒家“文质彬彬”的提法,希腊人是“文胜质”,而罗马人则有“质胜文”的倾向。

罗马人对美德的追求可以在罗马留给后代的经典著作中得到印证。在这方面,西塞罗也许是最好的例子。西塞罗既是古罗马伟大的政治家,又是在西方文明史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国家篇》与《法律篇》包含了古典共和主义理念的权威阐释。不过,我更喜欢阅读他的《论老年》、《论友谊》和《论责任》。尤其是《论责任》,该篇是西塞罗写给在雅典学习的儿子马尔库斯的信,类似于我们的《傅雷家书》或诸葛亮的《诫子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儿辈如何成人的谆谆教诲。西塞罗告诫儿子要以追求“道德上的善”为目标,履行人生的“道德责任”。尽管西塞罗的“善”的理念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但仔细阅读他的著作,我们还是可以体察罗马精神和希腊精神的区别。罗马人的“善”体现了坚毅、质朴,体现了对政治共同体的责任与挚爱,体现了为共同体战斗、牺牲的精神。西塞罗在信中对希腊精神和罗马精神作了对比,他说,他十分欣赏希腊哲学中对于真、善、美的孜孜追求,以及充满思辨精神的形而上学特征,他嘱咐儿子有机会一定要阅读希腊哲学。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明确地告诉儿子,要认真阅读父亲的演讲与哲学著作。“因为,虽然这些演讲显示出一种比较奔放刚健的风格,但我的哲学著作中那种冷静谨慎的风格也是值得培养的。另外还因为,迄今为止在希腊人中我还未曾见到过一个集这两种风格于一身,既滔滔不绝地演说又能平心静气地讨论哲学的人……”

当我们阅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人》以及西塞罗的“三论”之后,希腊与罗马这两个文明在政治上的差异就非常清晰了。前者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然的正当,后者却以美德、以共同体利益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来构建共和国。在政治上,后者显然是成功者。一方面,罗马共和国内部秩序井然有条;另一方面,也是西方人常常炫耀的,就是罗马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以短短53年时间,建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伟大帝国,这个帝国奠定了整个西方后来历史演进的物质地理基础。

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大约从11世纪开始,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兴起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在欧洲现代国家构建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最早肇兴而且后来最成功的,莫过于英国。包括休谟在内的许多英国史家喜欢将英国人视为“罗马人的后裔”。有一部在西方极为畅销的、由SimonSchama撰写的多卷本英国历史,在追溯英国的历史渊源时,着力探索罗马与英国的关系。该书第一卷的书名《在世界边缘》(AttheEdgeoftheWorld?)会激起读者的无边遐想。这片相对于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及其“内湖”地中海——而言的蛮荒之地,这个由数代罗马统治者苦心攻略经营的海外殖民省,居然自诩为罗马人的后裔,而且居然在近代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开拓者,成为现代世界秩序的构建者!

英国人以罗马后裔自居,并不是在民族或血缘意义上讲的,而是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层面上讲的。任何一个描述英国政治制度的人都不会忽略英国宪法的混合政体原则。这一原则恰恰是罗马共和国政体原则的近代翻版。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对英国近代宪政的起源与沿革尚缺乏有分量的研究。2001年,中国法制出版社重印了民国时期翻译出版的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的《英宪精义》(雷宾南译),是英国宪政难得的优秀读本。

除了政治制度外,英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也与罗马文化有相似之处。像罗马人一样,英国人质朴、坚毅,不尚浮华。他们在哲学上不耽迷过于形而上学的思辨,文学艺术上也不崇尚令人目眩的虚华成就。英国哲学以经验主义为特征,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基于这种哲学之上,英国人在探讨政治问题时注重历史与经验,从不试图根据抽象的形而上学理念推导出现实的政治原则。英国著名史学家G.M.Trevelyan在其多卷本的《英国历史》(HistoryofEngland)中曾自我解嘲似的写道,英国产生过伟大的政治家,却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政治理论家,英国政治的奥秘是由孟德斯鸠等欧洲大陆学者发现的。我以为,G.M.Trevelyan在这里并不是恭维大陆理论家,而是为英国人注重实际、不尚浮华的文化自豪。

当然,最能体现罗马精神现当代风貌的首推美国。西方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精神带有强烈的罗马影响的烙印。“罗马的荣耀、权力与美德”激起美国制宪之父的无限向往。“罗马的榜样给了美国人民试图建立一个均衡的大陆共和国的勇气……而罗马堕落为专制主义以及后来英国的堕落为美国提供了令人恐惧的警示。”无论从美国制宪时期重要人物的笔名,演讲的引文,还是制度的设计,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罗马的影响。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两卷本《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对于任何想要了解美国政治和历史的人来讲,这本书都是值得推荐的。该书详尽记录了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全过程,再现了当时的著名政治家的风貌。认真阅读过这部文献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美国宪法是在罗马模式、英国宪政模式的基础上构建的。而且,麦迪逊、汉密尔顿等宪法之父身上所展示的美德,恰恰是我们所熟悉的坚毅、审慎、务实、爱国的罗马精神。美国人从建国第一天起就有在新大陆构建“新罗马”的梦想,这一梦想持续至今,愈久弥坚。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阅读西方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西方历史几千年,尽管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英才辈出,灿烂多姿,但是在政治方面真正成功的例子,不过罗马人及其后裔,即古罗马、英国和美国。如果允许我作一种比较简单化的概括的话,西方文明在政治上实际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上述“罗马-英国-美国”的传统,另一个则是希腊开启的传统。后者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中得到升华,又在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近现代德国哲学中得到更为完善的展现。德国哲学家大多崇拜希腊哲学,因此德国人在政治上也追求至善至美,追求永恒的自然正当与绝对的真理。这一特征既可以从康德哲学中看到,也可以从当代德国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哲学家那里发现。但是,正如当代英国一位极为出色的政治哲学家彼德?拉斯莱特(PeterLaslett)所言,政治乃至关重要之大事,绝不应轻易交付哲学家处理。政治事务的处置需要审慎、务实与坚毅,需要经验和智慧,而哲学家只能提供理性与原则。哲学指导下的政治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

今年国内有一本颇为畅销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引用张君劢先生的一句话,“学政治(学),要在英国。学哲学,要在德国”,的确颇富见地。

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著有《自由主义》(中国社科出版社)。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西方政治哲学,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政治理论,西方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命运。

南方周末 2004-06-10

载2004年9月2日《南方周末》

小俗堂选美谱

——我的秘密书架

戈 革

戈革。科学史家。1949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石油大学(北京)退休教授,11卷《尼尔斯?玻尔集》汉译者,著有《宏观电磁场论》、《尼耳斯?玻尔--他的生平、学术和思想》等。2001年7月,获丹麦女王马格丽特二世授予的“丹麦国旗勋章”。

老夫今年八十有二(周岁),视力本很不好,近更屡作阶梯式的下降,现在用美国放大镜读那等字迹又小又灰的书刊,真如在“蚩尤之雾”中看那五里开外之花,故俺已渐渐进入“不读书、不看报”之挨骂境界矣!乃忽得本报编辑电话,命我写一篇2500字的短文,谈谈平生最爱之书,这真如“打鸭子上架”的一般,奈何,奈何!

伏思小老儿本是书痴,虽然被那混账小辈贬为“既无……,又不……”,但平生所见之书,倒也非“千手观音”之屈指可数,然而老夫岂是那种动不动就写出“自我包装”之肉麻怪文的“著名学者”乎?这便怎么处?

幸好俺还练得有“救命三招”的功夫。当年某前辈学者喜欢词曲,所刻之书称为“不登大雅堂丛书”。俺一生爱读小说,当年拿到某一小说,便作出顾不得学年考试而开夜车读小说的痴事来。因此现在准备抛开所有的圣经贤传、煌煌巨著,专门在那种“闲书”中讨讨“生活”,开一“花榜”,倒也有趣。此种花榜,当然不能“教育”别人,更难夸张自己,只能算得一个“无聊之极”。夫不登“大雅”,便是“小俗”;开列“花榜”,便是现代之“选美”。以上是“题解”,现在张榜如下。

第一,当然首推《红楼梦》。当年我读《红楼》,不知几百千遍,直到能知其中每一小人物事迹,能背所有回目及诗词曲,例如宝玉在酒宴上唱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和甄士隐为《好了歌》所作的注释“陋室空堂……”等等。我不知《红楼》对我们这一辈人何以有偌大魅力。我的晚一辈人已较少读它,再晚一辈人已经绝少读它而改看日本式的漫画书了。

第二,《西游记》。所谓“奸、盗、邪、淫”四大名著中,我只喜欢《西游记》,可惜此书已被“电视剧”完全糟踏了!

第三,《儿女英雄传》。尤其是旧有一种评注本。评者和作者配合得有如两位相声演员。本书的语言十分流畅动人,但现在青年人已无法欣赏之!

第四,《聊斋志异》。现代人不能欣赏,便永远失去了一部分生活乐趣。

第五,武侠小说中有一种评书话本,最著名者当推《三侠剑》(作者张杰鑫),现在已绝迹,晚出者都是删节本,不好!

第六,幼时爱读《江湖奇侠传》,五十年前书被禁,后再印出,我已不喜欢了。

第七,几年以前,我买了并读了《还珠楼主小说全集》,其中最负盛名者当然是《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另有一书名《云海争奇记》,也颇精彩。但还珠的小说大多没有写完,令人至感遗憾!

第八、金庸小说的优缺点在此不能评论。我认为这是所谓“现代武侠小说”中惟一可以反复阅读者,别人的作品大多不堪卒读。我尤其反对古龙,认为他的书和混帐电视连续剧是一路货色,而金庸的书一改成电视剧便都被破坏了。金书中我也选《天龙八部》。我曾作《挑灯看剑话金庸》一书,无人肯予出版。后来书稿被一台湾人骗去,现其人已死,书稿不知能否追回也。拙稿中有一章论“谁是理想的情人”,于金著诸女角中我首选王语嫣,并有《鹧鸪天》咏之曰:

生小琅环读秘书,由来国色出姑苏,

分明井底投怀燕,正是心头记事珠。

辞绣阁,走江湖。幡然一悟辨贤愚。

年年大理茶花好,恩爱深宫锦不如。

第九,外国小说我也读得不少,尤其是所谓的“经典著作”。我不管专家们怎么说,我自己认为《一千零一夜》真是一部奇书,但它比不上我国的《西游记》。

第十,欧洲小说中确实有许多动人心魄者,但我是一凡人,最喜欢的是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说也奇怪,此书我在“文革”以前竟未读过。“文革”中我被诬定为“秃头无字反革命”。有一次到北京就医(那时学校在山东),因缘际会地借到了该书下册的英文本,我从晚上读起,一直读到次日黎明,直到读完才睡觉。这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大开“夜车”。

第十一,外国的侦探小说,我也读过不少,成套的,单本的,都有。其风格和情节虽然十变万化,但仔细想来最佳者仍然应推它们的老祖先《福尔摩斯探案》。其他如克里斯蒂的那些书,几乎只有一个套路,令人读后便忘,留不下深刻的印象。

第十二,我在丹麦,有一天收到华人企业家范岁久先生(“春卷大王”,已故)寄来的一封“信”,里边是一本小书,叫做Animal Farm。我读后大为惊讶,认为这真是文学作品中的精品和绝品!我因为不是小说专家,当时对此书作者还一无所知。后来和当时哥本哈根大学的校长(已故,物理学家)奥维?纳坦教授谈起。他说该书作者还有一书叫做《1984》。他写信到英国去给我买了来,同时还买了阿瑟?库斯特勒的小说Dark at the Noon(《正午的黑暗》)。但是我读后都不喜欢,觉得大大不如Animal Farm。

从那时起,我和丹麦朋友多次谈起此书,才知他们早就读过,而且在日常谈话中常常引用书中的“掌故”,就如我们当年在清华时常常引用钱钟书《围城》中的“掌故”那样。

回得国来,我也有时和很少的几个晚辈友人谈起那本书,并先后买了好几本(因为书太小,很容易丢失)。他们告诉我,此书有过中文译本,名叫《动物农庄》。但我至今没见过那种译本。考虑到原书的机智灵动,我只怕咱们中国的译者未必能译得很好。即以书名而论,我就感到译得太平凡,不能传达原作者的那些奇思。我认为,译作《禽兽农庄》也许会更好一些。

据说外国的某些文学史家认为,此书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可以和历史上的英国作家Swift想媲美,而《禽兽农庄》也可以和Swift的《格列佛游记》相抗衡。这是对作者的很高评价,但是我却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格》书的冷隽、辛辣和“慈悲”,还有逊于《禽》书,而《格》书的幻灭性则超过《禽》书。

好了,我已从中外小说中选出了十二种我所最有印象者。古时凡是小说,都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故我所选之书,也可称为“小俗堂十二金钗”了。今思老夫一生倒霉,不曾片刻过过“官瘾”,故曾有“自寿词”句云;“一生不戴乌纱帽,半路常逢白眼狼”,实非虚语。今日托本报编辑者之福,居然当了一回“考官”,于“荣耀”中又感惭愧。于是俺又想起一则笑话来:

古时读书人在考取“秀才”之前被称为“童生”,谓其学识还是儿童的水平也。有一八旬老头去应“童子试”(考“秀才”)。考官见他年老,就送他一副对联来讽刺他。联曰:

年过八旬尚称“童”,可谓“寿”考,

至今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

现在俺也“年过八旬”,而且也一辈子不曾得过任何“学位”。这副对联,对俺的情况倒也贴切,

惭愧啊惭愧!

2004年8月12日脱稿于京郊

秘密书架:史学如何“有用”?

□邱澎生

刚做历史系本科生时,我很喜欢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因为自己当时读书理解能力有限,这两本类似讲演授课的著作,想来应是比较容易亲近钱先生精深学术的利济津梁。

对刚接触现代史学的新生而言,我觉得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很有助益,该书展现一位秀异史家如何精彩结合传统史料与当代欧美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分析综合功力。大三左右,林毓生带回经他消化诠释的哈耶克、迈克尔?博兰尼,在台湾掀起些风潮。我由林先生的《思想与人物》获益不少,对他介绍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如何严格要求研究生细索各种“原典”的教育理念,以及林先生以此经验为基础而提倡的“比慢精神”,很是神往;我至今仍依稀记得,当时夹生夹熟地咀嚼柏拉图《克里同》的乐趣。

大四毕业前夕,原欲改读农业经济学的志愿因故未能贯彻,我终于报考了历史研究所。当时我抱定决心,就算未录取,至少也要在离别历史系前好好读本中国通史。大概是考前两个月吧,除了准备西洋通史等应考科目外,我把力气主要花在《国史大纲》上,这项决定使我对中国史自身变迁大势有进一步理解,至今仍觉受益无穷。

进入台湾大学历史所第一个学期,修习古伟瀛老师的“西方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与古老师合译了美国史家柯保安(内地译为柯文)甫出版的新作:《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与前瞻》(内地译为《在中国发现历史》)。研读此书至少对我有两个好处:一是其标举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径”,正好堪与《国史大纲》所论中国历史变迁精义相比较;二是这书介绍的种种中国社会停滞论,正好成为我读书思考时的主要论敌,这些论敌隐约激发我以《国史大纲》所习精义与其辩驳的动力,并勾起我修课与写论文的热情。

当时台大历史所的明清史师资阵容很强大,除了我的指导老师徐泓先生外,刘翠溶、郑培凯、刘石吉、梁其姿、石锦等先生都陆续开课,使我对明清史的兴趣愈来愈广。除了明清史外,中国上古、中古史的重要海内外学者,也常是当时系主任徐泓教授邀约开课的对象,我十分庆幸,赶上了当年台大历史所办学的盛况。

无论是老师们介绍的明清史重要研究,或是读《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愈知晓这些作品的基本理路,便愈让我感到《国史大纲》传递的中国历史内部变迁动力仍有许多可发挥处,这直接影响了我的硕士论文对“行会”问题的讨论。

写博士论文时,我将研究重心放在明清苏州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间的关系,研究取径则侧重都市史“公共领域”与经济史“制度创新”等议题,这些研究取径的发展,与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有较多关连。

在社会科学之外,我自本科生起,即在校外随一位老先生读“四书五经”与几部子书,老先生讲“夏学”、宗主熊十力先生学术,懵懂之间,我在这样一种每周上课一到两个晚上的“夏学”私塾呆了好多年,直到博士班三年级某天,那是个大雨滂沱的周六午后,研究生室一片清肃,我读着熊十力先生《读经示要》,对老先生经常耳提面命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等“群学”要旨,以及“见群龙无首,吉”、“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等传统政治理想,似有会心。此后,这种经验似也形成一种时隐时显的综摄力量,对自己后来的研究甚至是抉择未来志业,都有一定影响。我想,若拿《读经示要》配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阅读,未尝不是认识自己所属人群如何想象“理想社会”的好方法。

我主要研究经济史,以目前的有限阅读经验论,我觉得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以及经济人类学,都是很可推介的次学科。前者以科斯为首,他的《企业、市场与法律》所收多篇论文已是经典之作,我常拿张五常的博雅诠释对照科斯著作阅读;至于制度经济史,我很喜欢道格拉斯?诺斯说故事的方式,也努力研读其著作(目前已有三部中译:《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刘瑞华,对诺斯著作有较地道说明)。

经济人类学方面,黄应贵先生的授课大纲深具体系与脉络(可在网络上找到);而对历史系学生而言,卡尔?博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湾出版的中译本导论很精要,既可看到这位与哈耶克针锋相对的学者如何剖析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可引导读者认识“实质论”经济人类学如何看待“市场”与国家间的复杂关系);另外,选编英国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重要论文的专书《共有的习惯》也极富洞识。两书都是这方面较易亲近的经典。

近年来,明清经济史也出版了几部很好的专著: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些书都将明清经济变迁放在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架构下,进行比较与讨论,使得原先肇因于“欧洲中心论”的种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困境”论述,益发显得破绽百出。在我看来,这些发展正和《国史大纲》倡议以“温情的敬意”观看中国历史发展若合符节,而且也和人类学早已视为基本教义的尊重与体察“当地人观点”,彼此实属声气相通。

以“温情的敬意”看待自己或他者人群的历史,不必然是想为既得利益者文过饰非,也并非就是“帮闲”的文人,相反地,以“温情的敬意”看待历史,更有可能区别不同地区历史文化间的相似与相异处,进而平等地对待人类各地不同的历史遗绪。

历史有用吗?“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观看历史的心态不同,有时即导致对自己与他人文化历史传承的偏见与仇视,难免使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日趋狭隘。我们的历史自有其值得珍惜的文化遗绪,不需自惭形秽,也毋须自大自慢,如果“见群龙无首,吉”或是“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这些政治人生哲学,算是值得把玩细聆的“阳春白雪”,那么,明清市场经济与都市文化的新发展,便算是有待重新估量的“下里巴人”,而无论“阳春白雪”或是“下里巴人”,我们对这些历史遗绪的音符结构与演奏方式,不仅常先入为主地盲目拒斥,更不用说是闻其音、辨其旨而赏其美了!皇帝制度、生产力低下……这些长久以来人云亦云被冠以“封建、专制、停滞、落后”的中国历史形容词,夸大甚且扭曲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尽管有些人之所以使用这些负面形容词,背后的确也存有意欲加速解决现实政治与经济难题的良善愿望,但是,即便是良善愿望,也不该厚诬古人,当代政治与经济沉疴,不能一律栽到传统文化头上,不断地归咎自己的历史传统,只是反映当代人逃避自己应负责任的怯懦,这也是一种自我怠惰。我们历史上有各种政经制度上的创造性转换,也不乏人情事理上的相互尊重,以及文化艺术上的活泼与细致,无论是“阳春白雪”抑或“下里巴人”,如何辨识其在历史发展上呈显出来的盎然生机,有待努力的学术研究工作。即使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这些传统的乐章,但也该给人们更多凭藉,使其有较多机会认识并决定是否呵护我们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我认识到的历史如何“有用”。史家可以为此志业贡献心力,而无需将现实政治目的投射到诋毁古人或是他者的历史文化上。

(邱澎生,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著有《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

南方周末

一本书,两句话

■秘密书架

□何兹全

●何兹全,1911年生,山东菏泽人。1935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曾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1950年由美国回国,任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及论文数十篇。

有一本书和两句古书上的话,对我一生读书、做学问,都有极大影响,使我一生受益。

一本书是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

或许有人觉得,你是学中国史的,同基督教是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基督教之基础》对你会有这么大影响。

但确实是这样,这本书对我确实是有极大影响,并使我一生受益。

《基督教之基础》,讲的是基督教的起源,原始教会的组织、人员和生活。但书却从罗马帝国时代的社会讲起,讲了罗马的奴隶制度,国家生活,社会思潮,宗教信仰;讲了犹太民族受压迫和反抗活动;然后讲到基督教之起源,早期基督教会组织,教会组织之演进、变化,等等。考茨基讲罗马,讲近东,并不是像杂货摊一样,一样一样货色摆在那里,而是都和基督教的起源联系起来,使你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受益于此书的是考茨基考虑问题的思路,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

以后我研究中国社会史,就一直特别注意从这两个方面着眼。任何历史问题都是它所在的社会整体的一点、一面。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着的,是变动不居的,时时地发展着,变化着,任何历史现象、历史问题,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点、一面,只有从发展变化中看问题,才能真正透彻地了解任何一点、一面的问题。我研究历史的这两个观点,都是得益于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

批判考茨基批得最多的是列宁。列宁批判考茨基是叛徒。但列宁却介绍《基督教之基础》在苏联出版,认为这部书是考茨基成为叛徒之前写的,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考茨基叛徒问题,我们这里不讨论,但列宁推荐《基督教之基础》,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这部书的价值和列宁对人对事的态度。

两句古书上的话,一句是《中庸》上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另一句是《荀子》上的,“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这两句话,也使我一生做学问乃至做人,受益匪浅。我把这里所说的“择善”和“已藏”、“将受”作为“真理”,择善而固执之,就是抓住真理不放,但同时又不要以你已经持有的真理(已藏)拒绝接受新的真理(将受)。这两句话,似是矛盾却并不矛盾,是辩证的、矛盾的统一。客观真理是绝对的,但一个具体时代的人所认识的真理却是相对的。人所认识的真理,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这也和一粒之小,“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样。

一本书: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两句古书上的话,《中庸》上的“择善而固执之”和《荀子》上的“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使我受益很大,愿推荐给读者。

南方周末

书中乾坤大

南方周末   2004-11-25 15:32:57

■秘密书架

□余英时

读书的经验因人而异,介绍公认的"必读书"是很难的。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到1920年代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都曾热闹过一时,但在专门研究国学圈外究竟产生过多少影响却不容易估计;即使在专门圈内,其效果也难说得很。所以1925年鲁迅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卷,便讽刺地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我并不想学鲁迅的笔调,不过对他的窘困却是同情的。

现在只说我个人的经验。我对于历史、文化、思想之类的知识发生了追求的兴趣,大概是1947至1948年间的事。当时阅读的范围很广,但都是浅尝辄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在1952年从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毕业还没有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受时代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岁月中,中国文化思想正处于最冲突、也最混乱的状态。所以中国传统的、西方的书刊我大致都接触过。《围城》小说中的方鸿渐,读书"兴趣很广,心得全无",大概也是我早年的写照。现在回想起来,惟一可报告的是我是带着许多困惑和问题去泛观群书的。而这些困惑和问题则都起于我必须解答关于自己的价值抉择和人生取向。我不愿意为当时混乱的思潮所淹没,总想找到一条可以心安理得的道路,使自己可以清醒地走下去。这点想法是我们当时东摸西看的主要动力。但是在阅读过程中,并没有某一部或几部书对我起过"顿悟"的作用,也没一位或几位古今中外的大师使我崇拜到五体投地的境界。在读书世界中,我是一个"多神论者",我观赏许多名著,也佩服许多杰出的大师,从不敢存一丝狂妄的念头。然而我要追寻的毕竟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不是任何别人能给我的,无论他是多么伟大。所以我的经验可以用杜甫"转益多师"这半句诗作为总结。不过读书必须取法乎上,在任何一门学问中都要选取第一流的著作。青年人的兴趣各有不同,只能各就所需,向识途径者请教。这在今天并不是难事。

上面的说明虽是我的早年经历,其实大体上也通用于中年以后进入专门研究领域的阶段,不过有"多惑"与"少惑"之别而已。总之,我一生读书只不过是一个多方面摸索的过程,"困知"、"日知"的感受很深,大彻大悟的境界则从未到达过,这也许是学术研究不同于宗教信仰的缘故,始终支持着这个摸索过程的动力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求知乐趣。

最后,我也愿意介绍一部书,但不是我早年所读的名著,而是本偶然读到的新作。公元2000年美国出版了欧洲文化史大师巴森的《从黎明到衰颓: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生活》(中文版猫头鹰出版社发行,郑明萱译),写的是五百年来西方文化生活的演变史。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更不是教科书,而是一位93岁高龄的博雅老人一生读书和反思的最后结晶,他面对着西方文化价值受到全面质疑的今天,提出了他个人的观察。我不可能在这里介绍这部800页的大书,有兴趣的读者必须自己去发掘它丰富的内容。此书深入浅出,大可雅俗共赏。后现代派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其中某些论点不甚相契,但这是不相干的。我推荐它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窥测西方人文修养深厚的学人究竟是像什么样子。此书出版是当年美国文化界一件大事,报章和电视都有评论和访问。中国人如果真要想重振"人文精神",这是一块大可借鉴的他山之石。顺便介绍一下巴森,他出生在法国,十三岁移民美国,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文科领袖,但已退休二十多年了。

这部令人百读不厌的《从黎明到衰颓》,现在有中译本了,这是使我十分兴奋的事。这部中译本完全对得起原著。我抽阅了译本的有些篇章,并与原书比勘之后,我发现译者的巧笔很能尽原文的曲折。这是一部很难译的书,因为其中充满着西方文化史上各方面的专门名词和典故。但译者都能反复推敲,最后以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读了这部译本,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对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演变,获得一种有深度的认识。

学生时代的读书记忆

南方周末   2004-03-11 16:11:46

■秘密书架

□任东来

任东来,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美国研究学者。学术兴趣集中在美国外交、美国宪政、中美关系,出版过《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和《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等著作。

我成长在“文革”后期,青少年时代基本不读书,也无书可读。混到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大学恢复招生,有幸考入东北师大历史系。1978级同学,特别是文科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但主体是所谓老三届(1966-1969年间高、初中学生),这些人中不少是同学中的“饱学之士”,或通古代文史,或懂近代学问,或精马列经典。在他们面前,我等刚刚从高中毕业的小字辈实在是白丁一个,相形见绌。于是,只好恶补苦读,埋头追赶。为此,古代的典籍学过一些,但大多似懂非懂;马列经典啃过一点,但基本上只是皮毛。那时,时髦的近现代西方名著是不能不涉猎的,但记住的也不过是一些零碎的术语概念,惟有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挑战-应战”理论还牢记在心。

从大学一路不间断地读下来,十年后,居然读成了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史学博士,跻身于中国最早的一批博士之列。随后便成为职业“读书人”,整日与书为伍。但读书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大学时代的读书更多是“为读书而读书”,功利性不大。一旦谋得大学的教职,由于制度的因素和生存的需要,读书便成为工作的工具,为论文、为上课而读书,书是读得,或者确切地说,是看得越来越多,但印象却是越来越淡薄,影响所及也只限于完成论著和上课而已。

回想大学的十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论著既不是中外文学名著,也不是华洋社科经典,恰恰是那些浅显易懂的普及读物和直白浅显的学术著作。所谓影响,无非就是自己读后有一种“原来如此!”或者“还可以这样!”的恍然大悟。

大学高年级时,一套出自美国名记者威廉?曼切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给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一个国家可以如此多元而不至于解体,一个社会可以如此多样且可以繁荣发展,一个民族可以如此混杂却不至于四分五裂。由此,这样的感慨便引导我走上了美国研究的学术道路。大学毕业,又有幸进京读国际关系研究生。当时物质条件依然简陋,情感思想一片困惑。一本初版的《傅雷家书》简直就成了自己的修身指南,让骚动不安的心灵有了宁静的港湾。傅雷先生那清丽的文字,谆谆的教诲,深深的父爱,让我终身受益。如果说《傅雷家书》是那个时代我的感性圣经,那么,陈有为的《基辛格评传》似乎给我指出了职业的梦想。这本精炼生动的小书,激起多少国际事务研究生的外交智囊梦,幻想着有一天自己的学问能够直接服务于国家领导人。然而,读完美国学者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智囊梦便烟消云散。这个美国国际评论界的巨擘,年轻时一度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效力,帮助其勾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最后他发现,“学者想控制政治,其结果却是政治控制了学者”。从此,他放弃幕僚角色,走上了以旁观者的身份纵论天下大事的不归路。智囊梦是破碎了,但是,学术何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彷徨之际,无意中翻阅到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顾颉刚为《古史辨》写的长序,才知道他老人家年轻时也有如此疑惑,并最终在学术的实践中发现,学术的目的就是求真而非求用,“真”求出来了,自然会有人去“用”,但这“用”是别人的事,而不是学者的责任。原来,学者的职业目标就是“为学术而学术”!

但是,1980年代的中国依然相当贫困,大多数国人仍然在为温饱而苦苦劳作,同时,学术与现实结合得也异常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一个有心“报效”国家的青年学子来说,为学术而学术无异是一个很不现实的高贵梦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我辈发展中国家学者无法摆脱的一种情结。于是,读了洋书,回过头来再看中国书,以便弄清楚究竟哪些洋玩艺可以为我所用。通过孙越生先生的介绍文章,我找来了中国经济学先驱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该书剖析和点评了中国政治的思想传统和制度背景,其对官僚本质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让人拍案叫绝。王书虽然以古喻今,但毕竟只是谈论古代中国。这一遗憾在我读完蒋廷黻旧作《中国近代史》和陈旭麓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之后,终于得到了弥补。两书都从近代世界的发展大势立论,讨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艰难而又痛苦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中西冲突和新旧对撞。蒋书以外交为主线,言简意赅,字字珠玑,篇幅不过百十页;陈书以新旧对立、冲突、交替为主线,展开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叙述,洋洋洒洒数十万字,写得畅快淋漓。如果说这三本书有什么共同特点的话,那就是它们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历史学的厚度,辅之以政论家传神的文笔。

好书没秘密

南方周末   2004-11-18 15: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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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哲:1965年生,1986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曾谋食于河北电台、河北省社科院、杂文报等单位。现学习中国美术史。译有《瓮葬》、《钓客清话》、《塞耳彭自然史》、《美洲三书》等。

我见别人谈读书的经历,多从四大名著的某著开始。这让我很羡慕。但我不生于读书人家,小时见的书,全套的毛选外,只有一本那时的“经外典”《鲁迅选集》。我本来的理想,是当一名泥瓦匠的,平生的大愿,不过砌墙砌得溜直而已。但读了书中《论秦理斋夫人事》后,深以为这叫鲁迅的人,似比我崇拜的张师傅高明。这一转念,就让人间多了个蹩脚的写者,少了名垒墙的大师。具体地说,我读这书的收获有四:一、懂了识字才是硬道理(书中有十成一的字,我当时是不认识的);二、知道了鲁迅是共产党;三、还认识了个叫梁实秋的人,是蒋匪一帮的;四、作文要善用词,造句子得铿锵有节奏。这四个收获,于我后来的影响都很大。第一个收获,是让我把开蒙以来的光阴,多用于识字了。第二、三个收获,后来则让我因而想,这做人没有信仰,终归要受骗的。文献不足征,信息有屏蔽,人的智力,也有未及者,倘不先有一套关于好坏、是非的信仰,想单凭着“事实的真相”断真假,则不当傻子者几稀。这样我就有了信仰。这个信仰,我称作我的“奥卡姆的剃刀”,迄目前为止,我每回操刀一割,未尝不是豁然而解的,很灵验。至于作文善用词,造句有节奏,则总也做不到,故有“王式轻来”之悔。但学砌墙已晚,已无“潘岳遂初”之志了。

于我有大影响的第二本书,是韬奋的《经历》。其前半部写的,是作者苦学的生涯,后半的内容,是他如何做记者,以影响蒋朝的政治与人心的。这一本书,我当了我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励志书读,结果这害苦了我。大学毕业后,我沉浮于新闻坛里多年,不成一事,直到某报当权的诸公夺了我的五斗米,这一段少年的情结,才算有个了。我恨我当时学浅,只知韬奋有《经历》,不知韩非有“说难”。

高中不是读书的年龄,所以不谈了。

大学里占用我时间最多的,是经部类书。经书不好读,那时的教授们,又多宗汉学,析词论义,卑之无甚高论。如今喧阗于人口的“今文”啦,“公羊”啦,我那时只知其名目而已,故这一段读经的经历,就成了小学识字课的延续。我识了不少字,也知道了如今的“轻唇”(辅音发f的音),古代概读为“重唇”(读p)。至于说这鸡零狗碎的知识外,我于经书还有什么心得,那就是“没有”。我智力差,经书里的字,每有不识者;又生于这七荤八素的时代,想问题的方式,总凿枘于孔教的大义;故活剥刘文典教授的话说,“这经书是不可能读得懂了”。至于偏有人读得通,而且有心得,又能用于修齐、治平、起世运之衰、开童子之蒙,则我除了佩服,没别的话讲。

我得于中学“文史课”的思维之训练,是“胡批乱侃带吓唬”式的。每读一段文章,不是找它的“可批点”,就是找它的“可捧点”。这一套读书的办法,当我遇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时,就彻底不灵了:我简直一句也读不懂。所幸我当时学了点《老子》,明白些“上善若水”的道理,于是我想,这路上的岩障,我既砸不成碎石头,用作我批侃的基础,那就索性让我的思维,像水一样曲顺它吧。这顿悟式的一刹,是我一生读书的转机。我后来能读一点西方的经典,并略解其意,功劳要都归于索绪尔。至于书的内容,则我读完就忘光了。正所谓思维如刀,书籍如砥,想磨刀的人,是不必太计较砥的材质的。软硬、滑糙适度就好。

还有本于我关系很大的书,就是杨周翰先生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这是杨先生为研究生授课的讲义,后由北大出版。读此书不读彼书,多是偶然的,故读这书的因由我忘了。然而这一本书,却激起了我对十七世纪英国的好奇,后又波连于十八世纪。先是文学性的书,后及于历史。英国人谈政治,总是“利”字当头,不大“修辞以立其伪”的。故政治与社会的运转之逻辑,往往不着一丝地裸在你眼前,不是白痴就能看懂了。我智不过泥瓦匠,故这一段历史,恰可作我政治观、社会观的蒙书。我用我读书的心得,去想我见于、或闻于现实中的事,以前不懂的,如今大体上懂了,或自以为懂了。至于柏克说,论政治的智慧,自由社会的杂匠,每胜于专制社会的大臣,则我既未侧身于前,也未忝列于后,说傻话轮不到我,智慧的话我不会,就恕我不讲这一段读书的心得了吧?

从识字以来,我读书的经历有30多年。好书读了不少,坏书也见了很多。我所谓好书,是谁都希望自己读了、又谁都不想读的书。故我上面只谈了谈是哪些书,引起了我读好书的兴趣,或领我上了读书的路的。至于什么书好,则每个人都清楚,并希望自己读了,或真的读了。坏书有秘密,好书没秘密。至于说这好书,你是怎么读成的?那我倒是有个独得之秘:我多年做一名小编辑,每天的工作,不过对着纸面,改一改错字、医一医病句而已。即便学了一口学问的“时样语”,能用高深的词,会谈玄虚的理,我也没地方去显摆。无奈之下,才读了读好书。假如用得上,我又何尝不想读坏书呢?

t 雅斯培与梁任公——文明的起源与文明体系的成长

南方周末   2004-10-09 10:08:05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出生,1962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70年赴美,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198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心路历程》、《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挑战与更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历史分光镜》、《汉代农业》、《转变中的古代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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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每逢有报刊要我开书单时,我总觉十分为难;因为我总觉得每一本读过的书,都曾对我有所启沃触发,选择任何一二本,都会“亏待”未列入书单的著作,《南方周末》找我开书单,我久久未复,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我的史学兴趣是社会史与文化史;这一范围的史料,小大不拘,处处有反映一个时代的信息。经典名著有其永恒价值,破铜烂铁,残砖碎瓦,也有其独特的意义。我读书杂乱,著作也少佳作,均由于自己选择的研究园地的特性。近几个月内,为了撰写《中国文化史简论》,自己确定了一些讨论的角度,亦即中国文明体系的特色及其成长增高的过程,在这一课题下,发展的一系列观念,实得益于两本篇幅不大的著作,谨将自己最近的心路跋涉的两个路标,介绍于《南方周末》的读者。

第一本著作是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雅斯培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毕生发展了积极性的存在主义。这本《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出版于1949年,其中少见引经据典,也无咬文嚼字,却清楚地标出自己的看法。所谓“历史”,在这本书中,其实也相当于人类的文明。他主张是在某一些地区的人类开始提出有关人天关系的超越议题之后,才出现了人类社会的几个主要文明体系,包括中国的孔子,犹太人的先知,印度的佛陀,古希腊的哲人。在这些文明系统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经历始是有其意义。

雅斯培的主要论点,其实不仅在这古代的突破,而同样指出眼前正在开展的大突破,亦即科技文明将是人类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导致人类社会的大整合,终于趋向为一个共同的文明系统。

雅斯培指出的现代大突破,如众所周知,正在加速度的演进中,在世界各国都还在民族国家体制的制约下,致力于撕裂人类共同社会时,雅斯培预料今日的发展趋向,诚可谓洞见卓识!

我在治学方面,当然受“古代大突破”观念的启发,但是我也有不敢苟同之处:孔子、佛陀、先知、哲人……都有其“打前站”的观念,逐渐累积为足够的知识能量,而有关键性的突破。雅斯培将“古代大突破”简约为那些先哲的时代,却忽略了前面的发展过程,这是可以商榷之处!

另一本我要提出的著作是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这篇文章在他的《饮冰室文集》之内,原是他拟撰中国史的基本框架。梁任公将中国历史,看作一个中国文明持续扩张的过程。由古代中原的中国,发展为秦汉以来中国的中国,又扩大为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最后将是世界的中国。这一扩张的过程,梁任公并未十分明白地界定何谓中国,它是以民族(区分)?还是以政治版图(区分)?还是以文化内涵与外延(区分)?

我自己则选择了从文化内涵与外延,探讨文化因素的日益丰富与复杂,以及中国文明体系与其他文明体系之间的来往取予。我不愿由“民族”的定义着眼,因为民族不能不以血统界定,我也不愿以“国家版图”为定义,因为这样的扩张论,最终难免有宣扬帝国主义的严重后果。我从文明体系的内涵与外延讨论,庶几理解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在取予之间,能有不断的滋升,并且我也盼望,有所理解,及各处人类能互相欣赏与彼此包容,终于有朝一日,大家一起进入大同世界。

两位学者的人品,也令人钦佩,梁任公先生一生行谊,中国人都很熟悉,为学从政,均有本末,其于中国现代启蒙之功,更足称道。雅斯培于希特勒最猖狂时挺身批评,遂自我放逐于瑞士,其行为完全符合其人文修养,堪称仁者仁学的实践。

这两位哲人留下的智慧,都有其值得咀嚼之处,雅斯培的“文明大突破”观念,已为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与哲学家反复讨论,在过去十余年中,为了这一主题而举行的学术论坛,已不下十余次,梁任公的中国文明扩张阶段观念,则至今尚未有中外历史学界集体探讨。二十年来,我不断介绍梁任公的理论,可惜至今少有回响——我始终引为憾事,希望《南方周末》的作者与读者有以教我。

我最喜欢的书

南方周末   2004-04-08 11:35:14

黄春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著有《现代经济学入门》(与干学平等合作,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秘密书架  □黄春兴

记得曾有位研究生问我:“老师,您怎么会喜欢上经济学的?”他在课堂上学习的教材,过半数是和真实世界的经济情势不太相关的数理模型。学了这些模型,若说就懂了真实世界的经济运作和现象,无疑是自我欺骗;如果还想进一步利用这些数理模型去改造社会,那不仅是荒谬,更是毒害。我知道,他正陷于迷惘之中,因为他无法说服自己所学到的数理模型真的有用,也就开始犹豫是否要继续走经济学这条路。

回想自己是怎么走上这一途?从工学院毕业时,自己还年轻,年轻的本钱就是傻劲和义无反顾。那时,也和现在一些有抱负的学生一样,认为只有经济理论才可以改造社会,也就毅然投入。如果可以将经济活动写成方程式,让计算器去计算复杂的数学模型,然后根据所求出的解来控制社会,不就能创造一个美好又有秩序的社会?当时,自己是这样想的,一直到拿了博士学位后都还这样想。

现在回想,当时我若先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许会早几年改变想法。遗憾的是,没有一位经济学的教授要我去读《国富论》,反而要求我去修几门数学课,像Real Analysis和Stochastic Process等课程。那时,我也和这位学生一样的迷惘和犹豫。对我来说,《国富论》真的就是一本“古典名著”——知道其重要性却无缘阅读的书。我不是亚当?斯密的嫡传弟子。改变我并让我开始热爱经济学的是布坎南(J.M. Buchanan)和塔洛克(G.. Tullock)的《同意的计算》。

当我回到台湾,在新竹的“清华大学”任教的课程是公共经济学。第一年,我照着求学时整理的教材授课。学生们都觉得这些数理化的教材有系统,内容也清楚;可是,这些教材却愈来愈无法说服我。我尝试着寻找替代的内容,而首选自然是正欲振翅高飞的公共选择学派。就这样,我开始阅读《同意的计算》一书。“同意”,这是从未在脑中出现的概念。一个“美好又有秩序的社会”,不是应该来自精细的计划和严格的控制?怎会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同意?在同意的前提下,精细的计划不就难以推动了?从这本书,我了解到个人价值和尊严的真正意义,是在于个人在生活上的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除此外,其他的说词和政策都是对个人的否定。个人是会计算的,而计算的目的主要在增加自己的利益和感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难免冲突,而不同个人的感动也不相同。因此,在个人的计算里,不仅该包括自己的利益和感动,也必须妥协于他人的利益和感动,让他人也能同意自己的计算。

虽然《同意的计算》这本书开启了公共选择学派,也为宪法经济学铺了路,但我当时感动的不是它在这方面的成就,而是让自己放弃那些坚持已久的计划和控制的错误观念。之后,我逐一阅读布坎南的著作,也回头探索经济学源头的古典自由主义。布坎南的著作中,隐隐约约地呈现着他不同于哈耶克(F.A. Hayek)的论点,偶尔可见直接的批评。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早在1950年代就引介哈耶克的思想,但和当前内地学界一样地偏重于他的政治思想。哈耶克是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也因此,布坎南的异议引导了我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去阅读哈耶克的著作,尤其《自由的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

《自由的宪章》的台湾版译本由哈耶克的嫡传弟子周德伟执笔。很有意思地,他不称翻译,而称达旨。由于周德伟的文笔典雅华丽,强化了该书对我的吸引力。秋风翻译的《哈耶克传》提到,哈耶克写该书的动机萌芽于他在埃及完成的前几章。我认为该书的中心应在第三章《进步的通义》。在这一章里,他清楚地提到:“进步的程序,有如次述:新知识、新发现及其效益,仅能徐徐传布、徐徐展开。多人之愿望,有待于极少数人之新知,方能实现。极少数人开创新的可能性,并非自开始即为社会一般人士所习知,故亦无从分享其利益。”可以说,哈耶克在这一章里充分表现了奥地利学派关怀经济和文明进展的精神,不仅将企业家精神引进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也埋下他日后从发现程序去解释文明的重要著作《致命的自负》的种子。

布坎南关心的是个人在政治市场中的自由和价值,但由于政治市场并不完全同于商品市场,因此,他的自由理论也就必然紧随着社会契约论。这是很正常的,当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人民的“公民不服从权力”辩护时,也是采取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同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不从政治市场切入,而是从商品市场切入,指出:进步必须依循着市场的演化程序。他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下,任何的新观念才能自由地进入,并在个人的自由选择下胜出或遭淘汰。他称这过程是一个“文化演化过程”,因为文化是政府难以介入的领域。这个文化演进过程表现在人类的许多重要成就上,从市场和货币的发现,到语言、规范、法律的形成。从《同意的计算》到《自由的宪章》,我了解到市场的意义不在于价格和资源的配置,而在于指向新的发现和文明的进展。对经济学的信任强化之后,我更热爱这门学问。

顺便提一本非经济学的书籍《女哲学家与她的情人》,这位女哲学家就是刚提到的汉娜?阿伦特。这本书不是为了报道阿伦特和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师生恋情,而在剖析为何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会极力替拥护法西斯主义的海德格尔辩护。没有人能够否定爱情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在哲学上难得的创见是人类追寻文明与进步不可或缺的资产,虽然他在政治选择上犯了错。

载2004年2月26日《南方周末》

我的十种“秘籍”

——为《南方周末》“秘密书架”而作

江晓原

我很喜欢“秘密书架”这个名称,它使人联想到“枕中鸿秘”之类的古代故事。那就将曾经对自己颇有帮助的书,挑10种出来谈谈——其实每一种都可以是一类书的代表,只是这里谈的都是让我喜欢的;还有些书也极有帮助,甚至帮助更大,但是面目不那么可人,回想起来不那么令人亲近,就不能入选了。所谈之书,都是多年前读过的,先后顺序大致是按照我阅读的年代排列。

1、《左传》 从形式上看它是对《春秋》编年记事的补充,但我一直将它视为一部自成体系的史书。这部书中所记载的政治、外交智慧,哺育了中国的帝王将相2500年。不过当年最打动我的,一是书中所记各国使节折冲樽俎之际的外交辞令,二是作者记述纷繁事件所用的文笔。前者分寸之准确、措词之委婉,今日绝对无人能及;后者则处处简洁明快,却又涵义丰富,表达、褒贬,俱臻佳妙。比比《左传》中这些辞令和文笔,今日的众多作品(包括那些名满天下的)那就实在太丑陋了——简直就是没文化啊!

2、《西厢记》 二十几年前,我有一段时间被《西厢记》迷得神魂颠倒。从“王西厢”到“董西厢”,从《会真诗》三十韵到赵德麟商调蝶恋花,我尽力收集一切和《西厢记》有关的材料,直到元稹的艳诗“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忆得双文衫子薄,钿头云映褪红酥”之类。后来我发现,其实《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元杂剧,它可以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从这里进去,唐传奇、唐诗、宋词、元杂剧,一气贯穿。元杂剧中取材于唐传奇的当然还有,但是崔莺莺的故事太迷人了,从这个故事中获取资源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好几百年。更何况《西厢记》文辞之高华优美,几乎登峰造极,而与它有关的材料,也无不香艳旖旎之至。

3、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Arthur Berry著,初版于1898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20世纪,中国一直缺乏一本达到专业水准的关于世界天文学史的中文读物(这个局面直到今年《剑桥插图天文学史》中译本出版才有了改观),所以Berry这本书虽然是“过时”的,它却是我学习天文学史的入门书,同时还兼充操练专业外语的教科书。当年我读此书确实获益匪浅。此书由320个小节组成,每节一个问题,这种写法以后就不多见了。作者的见解,我后来认为也是相当通达的。

4、《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伽利略最著名的著作之一。假托在四天中三人对话的形式──这是西方一直很流行的形式(想想柏拉图的对话和著名的《十日谈》吧)。两个高贵而机智的贵族是沙格列陀和萨尔维阿蒂,“以纯粹的沉思而不以快乐的追求为最大乐事”;另一个是“逍遥学派哲学家”辛普利邱,代表哥白尼理论的反对者,他“在领悟真理方面最大的障碍,看来是由于他因解释亚里士多德而获得的声誉”。表面上看伽利略只是记录三人的谈话,似乎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他总是让那位辛普利邱理屈词穷。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宣传并支持了哥白尼学说。作为科学史上的大师经典之作,此书的写作技巧也极有可取之处。可惜的是这本29年前出版的书至今未能再版。

5、《西方哲学史》 罗素的这部哲学史,是所有有中译本的西人哲学史著作中最精彩、最让人读得下去的。对一个不以哲学为业的读者来说,此书是了解西方哲学的最佳读物,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捷径。罗素自己就是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为人又风流浪漫,因此他的文笔也是大胆奔放。我心目中此类书籍的最高境界,可用九个字概括之: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此书可算已经达到这一境界。

6、《万历十五年》 它是我学习撰写学术文本的入门书。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问世,实在是某种缘分。1982年我正在读硕士研究生,写“学术论文”眼看将成为我的职业行为,为此我读了许多前人的论文,不幸的是它们经常令我昏昏欲睡,不拿出悬梁刺股的劲头就别想读下去。“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我多次暗暗自问,感到有些沮丧。就在这彷徨犹豫之际,《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象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

7、《天龙八部》 15部金庸小说我当然全都读过,其中许多部还读过几遍。因为《天龙八部》是我认为金庸小说中排名第一的,故拿来作为代表。金庸小说最令我着迷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笔下的武林世界,与当代学术界有着高度的“同构”;二是他总是让他喜欢的主人公“吃亏是福”——每一次痴情,每一次献身,每一次犯傻,都成为走向成功的意想不到的契机。段誉和虚竹,都是这两点的集中表现者——事实上几乎每一部金庸小说中这两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8、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秘戏图考》) 对于我的“第二专业”来说,这当然是必读之书。全书共三卷。卷一为“汉至清代中国人性生活专论”,又分为三篇:上篇为中国古代与性有关的文献之历史概述;中篇为中国春宫图简史;下篇为《花营锦阵》中与图对应之二十四阙艳词的英译及注解。卷二为“秘书十种”,皆为该书作者高罗佩(R. H. van Gulik)抄录的中文文献。卷三即明代春宫图《花营锦阵》全册。全书自首至尾,所有英、汉、梵、日等文,皆由高氏亲笔手书影印。考虑到后两卷内容不宜一般公众阅读,高氏未将该书公开出版,仅在东京私人印刷50部——由他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及博物馆。我所读的是后来台湾朋友帮我弄来的影印本。

9、《阅微草堂笔记》 多年来,只要是历代笔记小说的排印本,我见一本买一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历年所出,几乎搜罗无遗。我通常在车上、枕上和厕上读这些书,读到有价值或有趣的材料,则随手在书后作上索引。在我多年的研究与写作生涯中,颇得益于此一习惯。《阅微草堂笔记》思想之先进、文笔之诙谐、材料之丰富,皆属上乘,故堪为代表。纪昀虽不对礼教发动正面攻击,却一再采用小说家志怪之法,借“讲故事”对礼教进行问难和挖苦。其文字则简捷流畅,谈狐鬼,说神怪,记趣闻,读起来轻松可喜。

10、《西方正典》 作者是曾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后任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讲座教授的布伦(Harold Bloom)。所谓“正典”,本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义。布伦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伟大的──他认定为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评论、串讲、赏析。莎士比亚在在本书中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亚的后人们则无一不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莎士比亚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核心,“他已经变成他之前和之后所有作家的试金石”。那么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作品也成为正典呢?答案是对莎士比亚的某种“疏异性”(strangeness),这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此书至今未见引进中国大陆,我读的是台湾版。书中的理论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其论述则达到了我前面所说的“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九字境界——事实上这九个字我最初就是从《西方正典》中归纳出来的。

罗志田:姑妄言之

——历史专业本科生可读的一些书(南方周末?秘密书架)

说到开书目,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鲁迅当年“开不出”的回答,那当然是针对当时媒体和舆论界一些倾向有意“说不”,其实他私下也曾给朋友许寿裳的小孩开过书目,计12种,且均是旧书;这又与他所说的青年最好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名论相悖,但那同样是有针对性的:不仅因为“中国古书,叶叶害人”,且当时“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鲁迅深知群体“认同”的巨大影响,当年肯开、敢开书目者,恐怕也不乏“妄人”,所以他不愿在特定场合有同类行为而沦落到与此辈为伍。

其实鲁迅并不真正反对开书目,即使不够趋新且曾遭其质疑的“国学”,他也认为可以开一些,并曾“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但“结果都不满意”。他婉转影射胡适曾经开具的庞大“国学书目”说,“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所以,书目还是“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糊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糊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糊涂”。

不过,如果开书目者不是自居指导地位,而是以曾经读书的“过来人”地位出其经验教训,为今日面临“读书”选择的年轻人提点参考建议,即使其中仍不免有“妄人”和“糊涂虫”,也不十分可怕。若能出现更“多元”的书目,似乎也是理想的状态。且今日世风已变,读书人一呼百应的局面早已不再,其所开书目必无当年那么多人追随,则其正面负面的影响本也有限。岂不闻“难得糊涂”一说,“糊涂”境界固非易得,姑妄言之。以下提到的书,不求全面,且必有偏见(因久已无看“闲书”的时间,尤其近年出版的文学书籍极少触及),不过供参考而已,各人恐怕还是选择与自己兴趣相近者读之最好。

以今日中学教育的实际状况和大学生的实际水准,本科教育大概会越来越朝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素质当然与知识有相当程度的关联,但未必以知识(特别是所谓专业知识)为核心。故历史专业本科生的读书范围,不一定非集中在史学方面不可。我同意一个流传很久的看法:开卷有益。本科期间,不妨尽量强化一些基本技能(特别是与文科学生今后的择业直接相关的中、外文口头和书面表述能力),读书以泛览为主,很难说什么是必读书,最好尽可能多读。

我想,《三字经》、《千家诗》、《幼学琼林》、《增广贤文》这些过去的蒙学读物,包含了许多中国文化中与人生日用最直接相关的理念,虽不一定都特别“高尚”,却是应该了解的。进一步言,如果可能的话,孔孟老庄四位的作品都以不求甚解之法熟读为宜,以后受用无穷。

中外小说所谓名著都可读,最能了解与我们时空不同的文化,特别是那些人的生活习俗和思想心态。我特别推荐读一些武侠小说,从还珠楼主到金庸的均可读,应能了解到一些中国文化中“荐绅先生”不言的层面,对真正的道教(非学院派教师爷所说的道教)和民间宗教的认识或有助益;尤其各时代“练武之人”的一些基本心态和观念,至少有助于了解战国至秦汉时代的社会(尽管金庸所写的时代皆晚,但“游侠”是司马迁和班固为之立传的社群,到《后汉书》则无,说明两汉之间社会有很大的变化,有些精神和观念当在民间流传,而各类武侠小说中多少都能看到一些)。

关于外国小说,报纸上说今日青年中已有人觉得巴尔扎克的小说晦涩难读,使我感觉有些可怕。这大概不全是阅读能力的问题,或提示着求知方向的转移(如怎样获取“第一桶金”的传记,尤其出于美国者,便是许多少年的新宠)。但年轻人也不必自卑,当年胡适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就以为“甚不易读”,甚至感觉“非有耐心,不能终卷”!这部分或因他把小说当成俄国社会史来看,与我这里所说相类,都是“功夫在诗外”的取向,文学家恐怕是要大摇其头的。

我这一代人少年时读得较多的恰是我们近邻俄国的小说,其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似与史学较近;观其如何安排宏大的场面,而不时穿插日常小事,巨细浑然一体,至为融洽,今后写论文及专书时正可学而习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长于内心世界的描写分析,欲治思想史者读了当有助益。此外,侦探推理小说可视为作者和读者的智力竞赛,欲治考证者可多读,也可帮助一般人养成巨细不遗的逻辑思维习惯(到了看一半即知结局的程度即已在竞赛中胜出,可以辍读)。近年翻译较多的博尔赫斯著作以智慧见长,颇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喜欢参加辩论和接受媒体采访者尤可多读,因其中不少类似“脑筋急转弯”的思路(层次当然较高),应付媒体至为合宜。

所谓专业书籍,很难确定何者当读,何者不当读(有些书如《易经》和专谈性理的理学、心学书籍,也许不适宜多数本科生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可通读或选读,却不一定作“专业书”读。通行的教科书其实最不必读(许多老师一定不同意),但为考试似乎不得不读。研究历史当然最好是读原始材料,不过,未入门者或许以读一些离我们时代较近的名家著作比较好一些。管见所及,近代通人中,文字较流畅的至少有: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鲁迅、胡适,他们的书以至少翻阅一下为好。

其中最宜读的可能也最易读的,或要算《章太炎的白话文》。太炎本以魏晋文章名世,他自己也颇以此自负。但在传统断裂日益严重的20世纪,颇具煽动性的章氏文字不久即以难读著称,知音日稀。惟在辛亥革命前夕,太炎也一度曾与弟子钱玄同等在东京办白话杂志,专门为旧学不深的留学生说法。其实表述方式的更易,并不意味着著述内容的差别,学问深邃者在针对“外行”或初学者有意浅出时,未必就会降低其学术识见以逢迎接受者,反往往以高屋建瓴的方式,和盘托出其最有心得的结论,只是略去了专门家感兴趣的具体考辨和论证而已。

若欲读更专门的,中国古代史家当读的有王国维、陈寅恪、蒙文通、傅斯年、徐中舒、顾颉刚、吕思勉、钱穆、陈垣、郭沫若等,可择性相近者读之。与我们表述方式相类的当世学者中,三联书店正在推出的六本余英时先生论著(《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方以智晚节考》、《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现代儒学的回顾展望》),甚可一读。近现代史的著作稍难确定何者当读,因为对近现代史有意识地进行“研究”是20世纪的事,尚不及百年;积累太浅,迄今未能出什么大家(专治近现代史者或未必同意)。这样,中国近现代史是处在一个什么人的论著都可以不读、若进行研究则所有相关论著都不能不读的境地,自然也难有书目可开列。不过近年出版的王?森所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识见和文笔俱佳,值得一读。

罗志田

四川大学七七级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历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近著有:《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文化与学术》、《近代中国史学十论》

南方周末 2004-07-01

对我影响最大的四本经济类书

新华网 ( 2003-06-20 10:15:04 ) 稿件来源: 南方周末

□StevenN.S.Cheung

朋友要求我选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3至10本书,品评一下。是明知故犯的要求:我30多年没有读书了。不读,不是懒得读,更不是没有书值得读,而是刻意不读。我认为一个人有读书的时候,有思考的时候,而集中思考时最好不读书。这是我的治学方法。

然而,1960年代我读过很多书,好些日子住在图书馆里。读得杂,读得博,也读得深入。做研究生时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老师艾智仁与赫舒拉发。他们写书,有名著,但我没有读过。当时读得天昏地暗,只是不读老师的书。理由充分:我是他俩的入室弟子,怎会不懂得师父的真功夫?没有听过少林寺的大弟子拿着方丈大师所著的拳经剑谱翻阅的。

当年遍读群书,废物甚多,精品也不少。今天回顾,对我影响最大的有四本可以相提并论。让我说说这四本书吧。

(一)斯密的《原富》,又译《国富论》(AdamSmith,TheWealthofNations,1776)。以搞大学问而言,我读过的书以此为首。洋洋千页,作者文字顶级,流畅古雅,幽默生动,才气纵横。不容易想象有人可以写出那样博大精深的书,真的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我不认为作者是个智商很高的人,但有大智大慧。智商高是雕虫小技,作品再精彩也不容易传世,但大智能是另一回事了。《原富》出版了227年,我们今天还值得读之再三。

它是一本包罗万有的书:以经济分析为主,涉及政治、制度、教育、宗教、历史、哲学等,皆有见地。作者对历史与世事知道得非常多,而观察力之强是我平生仅见。将包罗万有的世事综合起来,加上智能的判断与阐释,创立了今天大致上还存在的理论架构,写得浑然一体,而这竟然是西方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可谓奇迹。

《原富》是欧洲工业革命搞得如火如荼、美国民主独立大争议的一个大时代转变的产品。作者未进军经济学之前已经是苏格兰一位家喻户晓的教授,以心不在焉的品性大受欢迎。40岁出头得到贵人授予足以舒适生活的退休金;花了12年写成《原富》。大智大慧,作者以进化论的思维来阐释自利行为对社会的贡献与制度的转变,影响了达尔文及整个欧洲的思想发展。

伟大的论著就有这样的便宜:作者引用的史实有错漏,价值的理念拿不准,争取私利所需的边际分析是作者死后才有的,但因为是《原富》,这些不足之处微不足道。

我是从《原富》学得什么才是大学问,为了多知世事在街头巷尾跑了数十年,下笔为文从来不发明术语,文字但求古雅清楚,而不自量力,为了要与《原富》较量一下我写了书分三卷的《经济解释》。

(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AlfredMarshall,PrinciplesofEconomics,1890)。作者是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经济理论家。作者的其他论著皆不足道。经济学学生今天熟知的需求弹性、长线短线、吉芬物品等等,都是此公发明的———不过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作者虽然有数学家的本钱,却重视经济内容,把所有方程式放在脚注与附录里。这部巨著有非常完整的理论架构,分析层次分明。今天懂经济学的人提到马歇尔传统(Marshalliantradition),是指有架构有内容的经济学。虽然马氏热衷于改进社会,他把解释行为作为大前提。作者对事实不能以事实解释的坚持,后来成为维也纳科学方法论的基础。

马歇尔的巨著也是有缺点的。吉芬物品的存在误导了后人,而在书中此物品与其他部分的分析有矛盾。长线与短线的处理,避去了重要的交易费用,也误导。均衡、成本、盈利、资本、上头成本等理念,都拿不准,而理论架构的设计虽是前无古人,但棱角过于分明,不能浑然一体。

重要的是,没有谁细读马氏的巨著之后会不懂经济学。我是个正统的马歇尔传统的人,自己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是修改与补充马歇尔。这工作我做了数十年,他对我的影响可谓大矣!

(三)费雪的《利息理论》(IrvingFisher,TheTheoryofInterest,1930)。以历史时间算,作者是第二位伟大经济理论家。马歇尔的传统起自斯密(1776),经过李嘉图(1817)、密尔(1848)等天才的发展,到马歇尔(1890)而达大成。这是英国传统,很一贯。美国耶鲁大学的费雪走的是另一条路———欧洲大陆的奥国经济学派的路———到费雪而达大成。

费雪绝对是个天才,多产,作品无数,皆精彩,其中最重要的是《利息理论》。这本书文字清晰,逻辑井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理论简单但有深的层面,二是概念一般化到尽头,很有说服力。资本、收入、利息、投资等概念,到费雪而成绝响。这本巨著有沙石。是我之幸,老师赫舒拉发是当代的费雪阐释第一把手,在我不厌其烦的质疑下,这些沙石都清除了,使我后来顺利地写成《经济解释》卷二的第一章。

是的,马歇尔的资本的理念有大问题,因而在成本、租值等概念上也有问题。当年我是搞通了费雪再回头搞马歇尔的。

(四)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MiltonFriedman,PriceTheory,1962)。这是本奇怪的书,不是巨著,是弗里德曼的学生的笔记,经过弗老整理后在1962出版的。1961年我先读“非法”的笔记,次年再读整理“合法”版,前前后后读了十多遍。

这本书是纯马歇尔传统经过芝加哥的蹂躏,骤眼一看面目全非,其实是为了解释现象而把马氏的理念改进,把重点再定位置。要知马氏虽然高举解释世事为经济学的重点,但他对市场现象知道得不多,马虎,没有真的做过验证功夫。后来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学派,其实就是马歇尔加上事实验证。

理论归理论,验证归验证。非常美观的理论,引用于验证时可能缚手缚脚,不管用。弗老的《价格理论》是向“管用”那方面走了一大步。他把奈特的盈利界定出局,把马歇尔的租值重新定位,把成本与竞争的关系搞清楚,也把吉芬物品放进废物箱去。是的,在认识弗老之前,我从他这本书学得怎样拿重点,学得怎样转换角度看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开始体会到经济解释是怎样的一回事。

实不相瞒,我的实践学术生涯是从不再读书的30多年前开始的。到处看世界要靠自己的观察才作得准,避书有利。为了推出假说作验证,要修改前贤的概念,简化他们的理论,避书也有利。天下的学问五花八门,乱七八糟,要占为己有,像选女人一样,不是佳人是不值得谈恋爱的。

版权所有2003冯象

新天方夜谭

不上书架的书

冯 象

冯象,上海人。少年负笈云南边疆,从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获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耶鲁法律博士。著/译有《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中国知识产权》,《木腿正义》,《玻璃岛》及法学评论、小说诗歌若干。现定居美国,从事知识产权及竞争资讯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兼哈佛法学院客座教授

我向来买书不多,大约是少年远行,长期居无定所的缘故。德国谚语:搬家三趟,如遭火烧。书最重,每次搬家都不得不“处理”一批。与其忍痛割爱,不如不买,我想。于是就越发依赖图书馆了。但是昨天数了数,家里居然摆了七只书架,而且插在那里的书好些还崭新的没画过杠杠,没插字条,没读过!真是惭愧。再检查一遍,书桌上下、沙发周围、茶几、窗台、厨房、厕所......处处是书的领地。这些没能上书架的书,却都是翻阅了的。这样看来,书架反而是为那些不常用或无须读的书设计的了。

有个编辑朋友问,哪些书对我影响最大,希望谈谈,向读者推荐。我想,根据上述观察,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大小,与我“亲密接触”的程度,不妨以它离开书架的时间长短,跟我书桌上那两盏台灯的距离远近来定。所以我现在坐回书桌前面,就手边堆着的书一一看去,觉得可以举出四本来同读者谈谈体会,即《史记》、《共产党宣言》、《圣经》和《神曲》。

《史记》

中国古人的文章,最令我仰慕的要算太史公的“无韵之离骚”了。什么时候开始读,记不得了,大概在初中一年级,文革开始之前。因为文革爆发,先父即被“揪出”游斗隔离审查,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大的造反派轮番抄家,信件手稿通通抄走,书柜全部贴上封条,而那本《史记》选读是没有被没收或封存的。我上山下乡去云南的前一日,获准见父亲一面。红卫兵将他押回家来,在主席像下开批判会,要我同他划清界线。我未吭声。临走,父亲说了几句广阔天地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话。但当他听说我行囊里除了红宝书、赤脚医生手册之外,还有鲁迅、《史记》和英语词典,即面露欣慰之色。后来知道,他在“牛棚”里常默诵《报任安书》激励自己:“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我对太史公的偏爱就更深了,尤其钦佩他忍辱负重,发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种“倜傥非常”的人格。但那本选读,却早已不知被谁借走或遗失了。一九九八年返北大讲学,沈昌文先生陪同至国林风书店浏览,见新复刊的《中华活页文选》中有《报任安书》并《太史公自序》一辑,顿时往事一一来到眼前。回到上海,立即系围裙掸灰理书,从书架上取了一套父亲用过的上海文瑞楼版《百五十家评注史记》带来美国。从此又得以随时受教于太史公了。

《共产党宣言》

我在云南乡下自学英语和法语,每月将作业寄到杭州,请我的姨夫王承绪先生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精通数门外语。他虽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等好几顶“帽子”,但抄家批斗之余,尚能“改造使用”,做一点翻译工作,故可以当我的启蒙老师。我那时用的英法文词典和读的原著,都是他赠送的。我一头钻进外语里去,中文就受了影响,信也写成“洋腔洋调”的了。父亲在囹圄中得知,建议我对照中译本,学习的英文《共产党宣言》。一对照,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语病,同时也十分佩服马列编译局的专家们。不过《共产党宣言》还给我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形象化的理论语言的感染力。或者说,理论作为信仰,其真正的成功和诗歌小说是一样的,也在于打动读者的情感、良知,进而支配他的想象力;理论本身的严谨与否,所谓“科学性”,只是少数学者关心而争论的“学问”。信仰不是理论问题。文革后期,父亲的战友、同学和师长陆续“恢复工作”,我去各地拜访他们。在他们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力量,从而理解了他们:学生时代为什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为什么屡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无悔;仍然愿意如果重头再来,还是走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一定还犯同样的“错误”。

《圣经》

我初学外语时,文学兴趣在十八十九世纪小说、法国象征派及英美现代诗。但稍稍深入,即看到《圣经》对西洋文艺的巨大影响,遂开始研读《圣经》,并对古典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考进北大西语系读研究生后,专业定在中古文学;中世纪文献多与基督教有关,故《圣经》是必修的科目。从此各种版本的《圣经》高踞案头,几乎天天翻阅。中文《圣经》最早也是在父亲的书架上翻见的,出国后收集了几种,但从未仔细读过。直到入耶鲁法学院,有朋友在神学院学习,拿中文《圣经》来找我讨论,才发现内中舛错不少,包括误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耶鲁的神学院和哈佛不同,是培养牧师的。中译本的理解使用,对于那位朋友便是很实际的问题。后来在香港工作期间,也有道内友人提出这个问题。《圣经》的原文是非常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却成了半文不白、诘屈聱牙的“洋泾浜中文”。这和《圣经》译本在西方各国的崇高的文学地位恰成对比。因此萌发了重新译注《圣经》的计划。《圣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一部书,也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我以为,读者从求知的立场出发,读一读应该大有益处。

《神曲》

有一阵子,我热衷于译诗,各种语言各个时期的诗,只要喜欢的都试一试。先父曾请上海外国语学院方重先生批阅。方先生是翻译大家,功力极深,往往改一两个字,一行诗就生动了。我对他翻译的陶渊明和“英诗之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尤感兴趣。后来我的北大硕士论文和哈佛博士论文写的都是乔叟。乔叟早年到过意大利,深受但丁、薄迦丘、彼特拉克的影响;所以到哈佛不久,但丁和意大利语便排进了学习日程。过完大考,游历欧洲,特意追寻乔叟的足迹,访问了但丁故乡佛罗伦萨。但丁之吸引我,不仅因为他是“天堂大门为之打开两次”的伟大诗人,还因为他的艺术风格与中国人的情趣气质和文学传统相距甚远,例如个人化的喻指象征、寓崇高于简朴的叙述以及对语词的复义/复调效果的追求。故而百读不厌。据报道,北大西语系田德望先生译注的《神曲》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田先生早年留学佛罗伦萨研习但丁,晚年不顾癌症缠身,倾十七年心血铸成此伟业。功德无量,实在是知识界一大福音。

美国商学宗师奥地利人德鲁克博士今年九十四岁。神态举止

看似八十,开会听他作主题报告,敏锐通达恍若盛年,方悟得“人生四十才开始”这句话什么意思。会上有人问他可有长寿秘诀,他顿了顿,道:读书。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会场上鸦雀无声,接着就一片赞叹。

我希望每三年,将《神曲》重读一遍。

零三年四月于铁盆斋

我爱读的几种西方典籍

南方周末   2002-07-18 13:30:16

■秘密书架

□何怀宏

西潮东渐以前,中国有的学者曾有“读尽天下可读书”的抱负,现在我们大概则只能选择自己最想读或必须读的书来读了,“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但究竟哪些书是自己读过之后感觉最爱读的,却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想还是就人来说书,回想一下我的读书生活,除去有专著或专文谈过的帕斯卡尔、陀斯妥耶夫斯基、梭罗等人之外,近十年来我最爱读、学术上也颇得力的西方典籍大概有以下三个人的书:

托克维尔的两本书。这两本书一本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本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以下我们简称两书为《民主》和《革命》,而读者马上会看到,这正是我们时代的两个关键词。托克维尔是现代性的一个深刻的把握者和预见者,他指出平等和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是世界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而革命也常常是在所难免。有时是民主先行,革命后进,民主走慢了,革命就超越它,有时则是革命直接代替民主。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一观念是近代留给西方、也是20世纪留给中国的巨大遗产,它也许会陪伴或引领人类走到历史的终点。托克维尔的过人之处是他能够深刻地同时察觉和分析民主的优越和弊病、民主的灿烂和暧昧;也能够同时感受到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各自意义,以及两者之间一种深藏的相互联系。

托克维尔的方法和风格也颇使我喜欢,他的两大卷《民主》是建立在对美国的实地走访基础上的———虽然只有9个来月!而薄薄的《革命》一书则翻阅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这都是道地的为现代学人所推崇的方法,然而,书中却不见大量的引证和专门概念。他的风格是一种洋洋洒洒、生动有力的风格,好读,且充溢着深刻的睿智乃至热烈的感情。

康德的伦理学著作。康德的书不是很好读,却很耐读。但只要用心,应该说康德的伦理学著作比起他的纯哲学著作还是相对比较容易进入的,而且,作为一种弥补,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康德的这一面。康德这方面的著作除了著名的《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这些具有哲学基础意味的著作之外,还有他的包含了法学的《道德形而上学》,包含了史学的、可以名之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一组文章,其中很著名的一篇是《永久和平论》,以及他早年的《伦理学讲演录》等。眼光宽泛一点,还可以包括其中含有许多对人性的精辟分析和观察的《实用人类学》和探讨人类根本的恶和内心斗争的宗教哲学著作。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近代以来的伦理学和认识论、美学一样,看来怎么也都绕不过康德。思想史上有两种富有意味的思想,一种是较偏向批判性的,一种是更具有建树性的,康德的思想却同时兼具两者。康德试图为“脱魅”的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政治提供一种普遍主义的理性基础。既然“神圣已去”,我们还留下什么?我们还可以指望什么?伦理学到了康德这里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从以人格、德性、幸福、善为中心转向以原则、规范、义务为中心。自此,康德式的伦理学和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互相争论、交迭消长,成为现代社会伦理学的两种主要的建构性形态。

柏拉图的对话。这是我目前正在读的书。对话这种形式今人已经不大喜用,也不大能用了,而柏拉图的著作几乎全部都是对话。列在柏拉图名下流传至今的对话有35篇,估计全部译成中文有一百多万字。我最感兴趣的有以下几组:一组是有关苏格拉底最后生活的,即展示苏格拉底在被起诉后的《尤息弗罗篇》、在法庭上的《申辩篇》、在狱中的《克利托篇》和就死之日的《斐多篇》;一组是直接有关伦理学论题的,如讨论政治道德的《高尔吉亚篇》、讨论节制的《查密迪斯篇》、讨论勇敢的《拉黑斯篇》、讨论德性的《曼诺篇》等;另一组是柏拉图形式上最富戏剧性、内容也最深邃和宽广的一组对话:有探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最好的国家的《理想国》,探讨美与爱的《会饮篇》和《斐德若篇》等。后来柏拉图的著作就转向一种比较冷峻的智慧了,例如《法律篇》。为什么要读柏拉图?我还不能充分有把握地回答这些问题,我只能说,我深深被其吸引,我正在努力读他。

再看一下上面列出的自己爱读的这些书,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一个是它们都是属于过去的、19世纪以前的经典,二是它们的领域都是宽广的:托克维尔把政治和历史结合在一起;康德的伦理学不仅横向地与法学、政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还纵向以及垂直地与历史、宗教联系在一起;柏拉图的著作则更是如其名字一样宽广(“柏拉图”在古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宽广”),其对话不仅包含了哲学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还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神话等。他们都不是仅仅一个领域里的专家,所以也应该可以为许多不同领域里的读者阅读。

最后还想说一点,我想这些书都体现出一种非凡的文学或文字的表现力,甚至在常被认为是艰深晦涩的康德那里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这种文学的表达力是所有大师都在某种程度上具备的能力———虽然表现风格可能很不一样。我们有时因为缺乏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不好判断作者专业能力的高下,那么,一种文字乃至文学的表现力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判断的标准。而重要的还在于,作为一个读者来读这些书,我们不仅可以有一种思想和知识的训练,还能获得一种美的愉悦。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喜欢的10种书

苏 力

一个人喜欢的书是变动的,也应当变动,没有变动意味着人没长进。

我曾经喜欢过文学,尤其是新诗,例如李瑛和艾青的诗,甚至至今喜欢。李瑛写的军人生活和情感不仅伴随了我的军人生涯,而且他对看似无奇的生活的观察力、文学想象力和表现力,善于从小中见大,以及他清雄的文词,对于我今天的学术研究都有一种“习性”的养成作用。艾青的开阔、雄浑和壮烈也对我的学术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说到法学学术著作。对我影响大的中国人的著作主要来自法学之外,主要是有关问题和方法的著作。有:

1.《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发现,在我看来,是任何一个有志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绕不过去的。集中在三点,首先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解决其问题必须考虑的知识和制度的特殊性;其次是,中国问题与国际问题的交错,即所谓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三,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毛的基本命题是正确的,尽管犯了许多实践者的错误。

2.《乡土中国》。费孝通先生的这本小册子以及其他著作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将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都做了学理上的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与我们的经验感受非常一致。这本书是任何一个外国学者都无法写出来的。必须是对生活有观察力、同时又眼光开阔的中国学者才可能写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费的著作以及上面提到的毛的著作都是无法替代的。

对我学术影响大的更多是外国学者的著作,主要有圣奥古斯丁、休谟、马克思、尼采、詹姆斯、维特根斯坦、哈耶克、伽达默尔、福柯和罗蒂。这些学者并不能归为一类,有些甚至有很多矛盾,但一般说来,经验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在具体法律制度理解分析上,我最喜欢的是美国法官的一些著作。除了霍姆斯、卡多佐之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波斯纳。具体说来,

3.霍姆斯的《普通法》以及散见于各种霍姆斯选集的论文、判例和书信。霍姆斯是美国法律历史上的一个巨人,知识广博,同时文笔很好,有常识,有英美哲人的智慧、机智、敏锐和怀疑主义。他的《普通法》是对具体法律制度变迁的详细分析,综合了各个学科以及当时还在学科之外的各种洞识,思想开放又有一定之规,敢于且更能够说出一些常人不敢说的“真理”。此书由于太老,谈的又是外国的许多已经消失的制度,许多中国学者未必喜欢读,但是如果要研究法律和制度,特别是英美法,不能不读,尽管不一定需要读完。

4.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也是一位法官的经验之谈,同时是美国司法哲学的经典著作。此书很小,题目似乎也很偏,讨论的是法官的司法问题,但是其所涉及的问题却很广。此书与霍姆斯的著作都是文采出众,言简意赅。

5.6.7.8我选择了波斯纳四本书,《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法理学问题》、《法律与文学》以及《性与理性》。这种选择并不是因为波斯纳特别伟大,特别正确,而仅仅因为这四本书分别代表了当代法学研究前沿的四个方面的突出研究成果:法经济学、法理学、法律与文学以及法学与社会生物学。就在某一个方面而言,有学者可能比波斯纳深刻、先锋,但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位法学学者可以同时在这些以及其他法律方面同时达到如同波斯纳具有的高度和融贯。波斯纳是美国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他第一次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普通法国家之法律制度作出了系统全面分析,他的工作如今已经不在法经济学的最前沿,但是此书对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全面理解法律制度的意义重大,可以说至今无人逾越。

它也可以使得人们看到简洁的理论所具有的丰富解释力和组织力。《法理学问题》将当代的许多哲学发展纳入了法理学讨论,从根本改变了先前法理学的模式,更新了法理学;波斯纳提出的实用主义的法理学在某些人看来具有某种后现代的意味,尽管他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法律与文学是美国法学的一大流派,涉及到许多问题,波斯纳从其实用主义法学出发,参与了这场讨论,对文学与法律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和讨论,同样展示了他的洞察力和学识,许多分析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性与理性》更多采纳了社会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结果,对性、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考察,把现代社会科学对“人性”的研究成果融入了法律制度分析,对法学是一个发展。这些著作的结论都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们使我们看到法学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包容和吸纳,看到法学的生动性,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9.福柯的《惩罚与规训》是一部研究法律制度历史变迁的杰出著作,其创造性、洞察力(尽管未必正确)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最重要的启示是福柯的具有想象力的细致分析,把一个个小问题分析的如此精致,并且视野是如此开阔,即使你不赞同,也总是会感受到一种智识的愉悦,他让人们看到了许多因为太明显而看不到的东西。

10.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如同福柯一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家,但是他对法律制度的分析是独到的、深刻的,并同样让人感受到对法律制度的理解不可能陷于法律本身,必须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纳入法学。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我的偏好:法律理论。这只是在一般层面上对法律的关注,这一层面与法律实务差距很大。真正研究法律的人不可能没有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但是真正从事法律实务的人又必须超越甚至背离对理论的偏好,必须进入具体的法律分析。因此,想学好法律的人千万不要上了我的贼船。务实地研究具体问题永远是读书不能替代甚至是不能弥补的,哪怕是你仅仅想成为一个学者。

此外,不要相信我的话,而是发现对你自己有启发的、认为重要的著作,哪怕别人不这样看(注意这句话是个悖论)。

“漂亮”的书

刘星(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将“漂亮”两字用引号夹住,已表明其意思在这里不是常解的含义。现在的书,都作得漂亮,不论外表装璜还是内里排版,都要有醒目的地方,更有趋势者为图文并茂,不然,真是难以抓住走进书店的人的眼睛。书的视觉效果越来越是第一位的,而且“出位”,书商21世纪的作书战术底线是:不能淹没在书海中。

只是漂亮总有区分。此一漂亮和彼一漂亮终究不同。书的内容好看,也是一种“漂亮”。我不认为书的包装漂亮一定低于内容漂亮,前者也是陶冶情趣的方式,为培养适度“布尔乔亚”的人文精神所必需,有如找情人不能光找心里美一样,但是,我的确更喜欢书的内容“漂亮”。

当然,不论怎样的“漂亮”,都是一种时尚。这是说,“漂亮”也有语境化的问题。我们难免是在一个特定时空里来欣赏它,谈论它。说一本书漂亮,甚至说最喜欢它,一定是指特定时间个人的一个感受。一旦条件发生变化,比如,社会公众的思想嗜好发生了变化,你的思想嗜好,还有我的思想嗜好,发生了变化,“漂亮”的感受也会发生变化。于是萝卜白菜偏好的对峙就出现了。这是时尚的特点。

说三个例子。

多年前,就看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原是英文,为美国学生了解中国哲学而作,是为“导论”,后翻译成中文,相信一直到现在都是学生手里及学界的畅销书,毕竟,近来就连资讯最发达的大众网站都相继报道,又有新译本出来,而且以往销量已是了得。这本书就是内容“漂亮”。当时我是至为喜欢。

《中国哲学简史》写得流畅,一读起来,就能被牢牢地吸引住,期待一口气翻完,不能停下。其中首要的部分就是讲中国哲学的精神。讲“一种精神”,是很大的企图,对学问者来说尤其如此。可是大企图容易走飘,在有限的“简史”、“概论”之类的文本空间中,一不小心就会空洞,变成想遭人瓦解都没法被人瓦解的宏伟叙事。而《简史》干得牢实,可谓星星之火步步燎原。《简史》其余部分,分讲中国哲学的若干基本派别的思想,自然同样是伸缩自如。作为一种导论,读者定位又是外国学生,这就需要写得易理解、好阅读,当然还要有“想法”,也就是要有点有道理的“想法”,因为,有品位的学生不仅想知道一般性的知识资讯,还想知道推理、体会智慧,以从中摹仿一二。冯先生是哲学家。哲学家写哲学史和“档案家”写哲学史,自是有所分别。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法学家德沃金的《法律帝国》。我读这本书一小部分缘由是业内的任务,要从事法学研究。初读时,见英文本,也是多年前看的。当然现在依然时时“再回首”。记得前些日子,德沃金来中国,随从他到访的一位批判法学的领军人物David Kairys对我说:“德沃金是ghost(鬼)。”我问为什么,他就说:“反正是ghost、ghost……”Kairys倡导法律的批判理论,其意思是,要好好看看法律到底是什么货色,那可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老百姓不是什么福音,研究法律首先是要站稳阶级立场,“先红后专”。而德沃金讲的是所谓自由主义法律理论,把法律说得像朵花儿一样,他说,只要在法律中把权利这一根本坐实,“认真对待权利”,法律的魅力可是无法估量。两人相互之间当然是要叫劲的。不过,“ghost”在Kairys那里还有“出神入化”的意思,虽说立场各异,但学问还是有个佩服与否的标准,而Kairys佩服德沃金的论说能力,固有“ghost”一词的多义使用。

《法律帝国》说法官是法律帝国里的王子,重要得不能再重要了。从法官自身的角度,从法官的审判活动,德沃金娓娓道来法律的肌理。有意思的是,通过爬梳整理,一步一个脚印,以小见大,他居然可以将法律说成“富有弹性”的制度ghost,其中包含了规则、原则、学理,还有政治道德。我们都说法律是一类规则,但德沃金就可以论证得让你信服法律不单是规则,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需要靠思考推理才能获得的理论和理想。这本书真像一棵树,有根,有枝,还有叶,有层次地伸展、开放,读来也是“漂亮”。我开始读的时候,当然是那个特定时候,的确觉得这书是极品。

这本书也有中文本。

再一个例子是《柏拉图对话录》。读《对话录》,你会发现各种人物的对话,对话很有意思,一来一往,互赠学问,而且没完没了。那是一种到现在都有人还要模仿的叙事体。对《对话录》,评论的人太多了,并且常是专家,我这里只提一点。这就是我以为其中最有趣的地方也许是“理论的想象”。有人说理论是可以推论出来,只要有经验和推理前提。这没错。不过我倒觉得“想象”有时对理论是更重要的。固然应该说,一个人可以“想到”、“说道”、“谈出”什么理论,另一个人不行,但是,就像有人可以想象出一个世界而另外一个人不行一样,我们也能说一个人可以“想象”出一些理论,另外一个人缺这个能力。不然,我们就难理解为什么《对话录》中的推论可以不断延展,没完没了……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以为,有如字词之间的关系,像无限的网可以编织在一起甚至可以交互续接,而真要编织续接在一起,是一定要有想象力的。这也是我以前一个时光里的最为深切的感受。

于是,先要让人觉得有“想法”,次之有“伸展”,接下来就是带上“想象”。它们都是书之内容的漂亮。人人都爱漂亮,既然漂亮就会喜欢。编辑说,写写你最喜欢的几本书。我觉得前面几本书“漂亮”,故将其奉为特定时间里的最喜欢者。其余就要听高人的了。

菌子的气味

周克希,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期间赴法国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回国后一边从事数学教学,一边业余翻译数学与文学作品。1992年调至上海译文出版社任文学编辑(编审)。

翻译的文学作品有《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节本)》(普鲁斯特)、《包法利夫人》(福楼拜)、《小王子》(圣埃克絮佩里)、《幽灵的生活》(萨勒纳弗)、《三剑客》(大仲马)、《王家大道》(马尔罗)、《古老的法兰西》(马丁?杜加尔)、《不朽者》(都德)、《费代》(司汤达)、《成熟的年龄》(波伏瓦)等小说和《贝多芬》(奥代克西埃)、《罗丹》(皮内)、《瓦格纳》(戈德福瓦)等传记。

与人合译作品有《基督山伯爵》(大仲马)、《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卷?女囚》(普鲁斯特)、《未婚妻》(格勒尼埃)等。

著有随笔集《译边草》。

有本数学书,我一直有所偏爱: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的《直观几何》。这本出自大师之手的小册子,中译本仅薄薄的上下两册,封面很朴素,但插图极精美。那些立体感很强的几何图形,以粗细变化有致的线条,准确地表现出物体在空间的透视关系,给人以审美的欣喜。“拓扑学”一章Möbius带和Klein瓶的示意图,在我心目中就如印象派名画那般令人神往。

决定翻译贝尔热(Marcel Berger)的《几何》,也和作者“强调视觉印象、图画和几何的‘造型艺术’”有关。这套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俗读物,它是写给数学系学生看的参考书,五卷的书名分别为:群的作用,仿射与射影空间;欧氏空间,三角形,圆及球面;凸集和多胞形,正多面体,面积和体积;二次型,二次超曲面与圆锥曲线;球面、双曲几何与球面几何。作者贝尔热是我在法国进修期间的导师(俗称patron,老板),他对“造型艺术”的热爱,激发了我和两位合作者的翻译热情。

我的人生轨道,后来从数学转到了文学翻译。回想起来,根子是少时埋下的。中学时代爱看杂书,爱看电影。至今珍藏的初版《傲慢与偏见》译本,见证了我少年时代对这本书的痴迷。王科一的译本,宛如田野上吹过的一阵清新的风,我觉得译本中俏皮、机智的语言妙不可言,对王科一这位不相识的译者心向往之。

日后我也没有机会认识他。他在文革中用惨烈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我现在做的正是他当年做的事情。我翻译小说,往往诉诸直觉,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我是“感觉派”。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往高里说,我的翻译是和傅雷、王科一这些前辈同调的。

我喜欢归有光的文章,喜欢其中的“笔墨情趣”。《项脊轩志》当年是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老师对这篇看似平淡无奇的散文的激赏,调教了我们的阅读口味。“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姐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这些寓抒情于叙述之中,冲淡、温润而蕴藉的文字,从此留在了记忆中最柔软的部位。后来又读《寒花葬志》等篇。“目眶冉冉动”之传神,之鲜活,让我赞叹不已。

汪曾祺的散文,我也爱读。他的散文恬淡、潇洒、飘逸,而又处处见真情。他是用心在写文章。用他的话说,“得不断地写,才能扪触到语言,”而“语言艺术有时是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的。”我读书一般比较粗率,对汪曾祺的散文,却读得稍稍仔细些。他的小说,我也是当散文在看,注意的是他所说的“用字”和“神气”。像《桥边小说三篇》那样“经过反复沉淀”的作品,真是可以“从容含玩”的。我有时想,对心仪的作家心慕手追,也许正是避免翻译腔的办法?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读到肖华荣的《华丽家族》,心折之余,又读了他的另一本《簪缨世家》。这两本都是“述说历史”的书,副题分别是“两晋南朝陈郡谢氏传奇”和“两晋南朝琅邪王氏传奇”。把历史写得这么有情致,真让人钦慕。“王谢并称,自古而然。一样的源远流长,一样的显赫华贵,一样的冠冕相承,一样的风流相尚”,这是《簪缨世家》的开篇,跳荡空灵的文字,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而终篇前的“孝感河边,芦花似雪;秦淮水上,月色如烟”,则以对仗、平仄入散文,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那恬淡的意境。

说来惭愧,读数学、教数学时,读书很勤,而且看的大都是杂书,与文学有关。正儿八经从事了文学翻译工作,书反而读得少了,翻译小说更是看得少而又少。曾经影响过我的作家的作品,现在也很少再看。然而(借用汪曾祺先生引用过的句子):

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如厕就读

冯克利

冯克利,山东省社科院儒学所副研究员,1955年生,译有《民主新论》、《学术与政治》、《政治的浪漫派》、《宪政经济学》、《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经济、科学与政治》、《致命的自负》等;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

人这一辈子,有一项任务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大体上,一到两日内,至多不出三日,必须入厕卸货。次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不然肯定是皮囊出了大问题。当然也可适当加快或延长完成任务的时间,但成效相当有限。年轻时有过一段干重体力活的经历,每有入厕需要,便想在里边多呆会儿;有时正玩的痛快,则狠不能把那些东西比小解还快地打发掉。但是这样争取来的快乐时光,每次也不过十分八分而已。

由此算来,若以人寿七五,每日一番,一番耗时十五分钟计,则人生需以蹲姿或坐姿,在厕所里度过七千小时上下。我们这时只能在孤独中与异味相伴,西人雅喻大小便为nature’s call(自然在召唤),非常传神,也很能传达此时的无奈。有一次去大学会朋友,恰好那儿的对面开了家豪华商场。听说里边的厕所香气扑鼻,有些学生宁花十几分钟跑去方便,也不阿在宿舍楼里。可见今人提倡厕所革命仁心可嘉,这是为尽量减少数千小时的人生痛苦着想啊。

不过,即使厕所被彻底现代化了,通体光亮如鉴,灯火辉煌,仍是没有多大魅力可言的。人体的进出口两个环节,颇能反映人性的两面:每有美食,大家便喜欢相聚而餐,这反映着人的社会性;入厕者则多孑孑而行,成帮结伙的甚少见。不管厕所盖得多么富丽堂皇,尚未见过引来公款消费的热潮,可见厕所不是个能够享乐的地方。倒是前几年看过一篇游记,谓某个边陲之地的茅厕全无遮拦,只一根大木头横亘于一排深邃的茅坑之上。宽衣解带入座后,不但有四面清风为君荡尽污浊之气,且可把一片青山绿水尽收眼底。这种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一般人享用的机会恐怕不多。在都市里的我们,此时仍然只能默默地坐着,顶多闭目养颜,动动坏心眼儿。盖入厕姿态虽如面壁,你是断断不敢祈祷念佛的,这有“妇人读经于厕竟卒于厕”的前车之鉴。因为按弗洛伊德的分析,肛门(anus)不但负责排污,还是表达肉欲的器官之一呢。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项差事不管多么无趣,却有个莫大的好处:你只管坐着就成,用不着动脑子它便自动完成。所以,为消磨这新陈代谢夺去的时光,自打粗通文字起,我就养成了一种如厕阅读的习惯。

因为时间有限,这样的阅读面是极受限制的。最适宜此种场合的,要首推小时候到处可见的“小人书”了。回想起来,至今犹能记得三国中一些情节,并不是年近弱冠时读三大卷正本的结果,倒要感谢光着屁股看画的经历。收获之一便是看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居然让曹操“闻言大喜”,使我后来很顺畅地领悟了看问题为何要有“辩证眼光”,对一些不明就里的迂阔分子,老想还曹操在三国志里的清白,也就不太在意了。其实,歪曲不光是渲染夸张的修辞手法之一,更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作恶的冲动,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曹操的形象,一向就有不知多少人暗自倾慕。所以三国志的读者群才远不及三国,更遑论社戏中的捉放曹了。此乃民族心理发育史的题目,遵循时下的犬儒精神,不便多讲。不过,常听见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却对宋宰相赵普“臣有一部论语”的原话从不再提。我一直就纳闷,为啥从未听人说出此种现象的正解呢?为防继续谬种流传,不妨本着“明言与未明言者同样重要”的原理,把它的心理重组机制说破罢:以整部论语治天下是要出麻烦的,故只可用半部,另外需以半部三国补充之。而没了白脸曹操,补了岂不是也白补么?

有这么点儿见识,自然要感谢当年离我家不远处那个砖砌的小屋。里边发生的另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是,有时别人的小人书催要得急,只好一鼓作气,难免蹲得太久。等事完之后,腿脚麻得我半天站不直,也就顺便知道了不论曹操的雄材大略,还是他的奸诈用邪,我这身子骨的本钱都差得远,所以从此没了抱负。

再往后,马齿见长,不好意思翻小人书了,于是把诗歌散文小品之类渐渐请进厕所。我知道人粪在《本草》中还有个“人中黄”的雅号,便是厕所里“讽诵”周作人的成果。他也有篇写厕所读书的应景文章,记一日本诗人把寺庙的方便处刻画得风雅无比,拿来跟中国寺院周围的污秽斑斑做比较。我这人从不在乎考证他什么汉奸不汉奸的,读到这里心里还是打鼓,人家老爱骂他,是不是真有道理呀?不过最令我感动的,当是在钱钟书的《七缀集》里看到,中国也有个无比美丽而我闻所未闻的雅号——“繁花似锦的故土”(the flowery land),钟先生直来直去地把它译为“华国”,虽略显会通中西的功夫,却未免有些扫人的兴。当然聪明如钱钟书者,也给我留下不少感佩。他曾借用以赛亚?伯林的大作《俄国思想家》中“狐狸多智巧,刺猬只一招”的著名隐喻,意不在突出执着与圆滑的对立,而要说明风格迥异之人也可相互“爱好”与“仰企”,这比故意制造紧张气氛的伯林厚道多了。至于他讲到有些令画家无从描绘的状态时,是以《拉奥孔》中地狱“没有光,只有无碍于观察的黑暗”为例,这种淡漠阴阳两界的混杖说法,让我在好久一段时间里,无法摆脱不知生活在何处的惶惑。

钱著我读得不多,但脑子里有这本《七缀集》的只鳞片爪的印象,对于后来仰慕钟氏者要创“钱学”的计划,也着实捏着一把汗。因为以我的感觉,他不但是个狐狸,而且狐狸得一塌糊涂。对于现今的学术门类,他是从不入套的,只身一人悠然穿行于故典(或古典)丛中,不但让脚注和文中注充斥着英法德拉数种洋文,且把伯林与苏轼和司空图置于一起讲论,以休谟讥讽中西诗歌交流史上的荒唐事,还能拿荣格去声援林琴南。对于那些把钱先生当“国宝”的人,他之不好对付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样的阅读得来的,也只能是以上这些鸡零狗碎的小感悟。入厕求学的范围,大致也以此为界,不能再求更愉悦更高深的东西了。看小说不可以,这容易导致废寝忘便。海德格尔更是万万读不得,就如纯金锻造的马桶不会给屁股带来丝毫富贵相,在厕所里读这个,等于把数千时辰的人生全瞎了。

不过这种经历中,也有真长我不少见识的。汪荣祖先生的《史传通说》,书名听上去像部严肃的学术专著,其实“甚不入流”。或者说,它仿佛是柯林伍德把《历史的观念》改编成了明清笔记体。汪先生以准古文的笔调写成此书,行文博雅归博雅,却让受众的范围大为缩减,想必只是为了给同好说些私房话。刘勰的《文心雕龙》过去是粗读过的,里边还有“史传”一章,我却是全不记得。作者从中撷取只言片语置于各篇之首,然后调动古今中西的大量史论资源,发微掘幽,专在“殊语一义、貌异心同”处下工夫;下笔虽潇洒肆意,文脉却紧凑得很。这让我大有感悟:看书要看出大门道,缺了眼力与学识是不行地。

此书最大的好处有三。一是各章选题十分精当,举凡盛衰轮回之史见,信史与传奇之异同,圣典而法则之巨变,全是史学理论中大有来头的话题,让你不管愿不愿意点头称是,都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锁细小事上。二是从中可学到不少中外史学的名句名典。盖作者多引论而少自矜,几乎句句有出处,事事讲传承,绝无放言蹈空的毛病。三在于它打破中西间的樊篱,疏浚史家胸怀的良苦用心。只要有耐心读文言的人,不需水平多高,这书很容易为你带来中西一家、其乐融融的美感,尽管那可能只是一种幻觉。对此,书中所引法儒波德莱尔的名句:“美者未必真,真者未必美”,倒是可以引为警策。

近些日子在厕所里看的,恰好便是这位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收入了作者称为散文诗、“总之,还是《恶之花》”的千字文。确实,那调子依旧阴暗得很,把艺术家追求美的努力称为失败前的哀号,又把自然与上帝丢在一旁,只从狡黠的猫眼中寻找永恒。但书中也有两件让我高兴的事。有一段讲到中国的文字,以“青翠的木叶”和“精美的花草”来形容华夏大地,这与前面“繁花似锦的故土”之说出于同一时期,既可印证“华国”之译欠缺时代意识,又提醒我们欧洲左派于文革时表现出的东方朝圣情结,病根是在百多年前就种下的。另外书中有数十幅木刻插图,每看一页,便有重温儿时入厕读小人书的感触——只是在那细腻而僵直的刀工中,古典与浪漫时代必备的优雅曲线已踪迹全无,与波氏颠覆真善美统一性的用心倒是十分相契。《穷人的玩具》一篇说到“汽车制造工”这个工种,让我始终不太明白。一个半世纪前的巴黎,怎会有汽车工厂呢?我估摸着是“汽船”的误植,却懒得如诗学专家那样去寻检法语原著了。

话说到这里,便想起一件不时遇到的事情。与朋友交杯换盏时,常有些在座而不相熟的人问:“先生曾在何处就读?”以我这种从未就读于某学府的人而论,若不怕倒了人家胃口,倒是大可以说:“在下不才,只能如厕就读”。地方是寒碜了点儿,但说句良心话,现在的就读条件,比看小人书那阵子,可有天壤之别了。

多藏与"寡读" - -

□徐国栋

我从大学(1978年入学)开始藏书,到如今已27年,家里有一面墙的书,办公室及其对面的助理办公室各有两面墙的书,这些还不包括我在调动过程中赠送给学术机构或他人的书,过去买书或得书记账,后来太多不记了,因此不能述其册数。从内容来看,先是文学类,次是哲学历史类,再次是法学类,再再次是……类,基本是按兴趣的转移顺序排列;按出版社看,最多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长期以来都是见一本买一本;从语言看,先是中文书,然后是英文,然后是意大利文、拉丁文、西班牙文、法文、罗马尼亚文,等等,也是按我接触各语种的顺序排列。我的藏书多,到了无论研究课题如何转移也基本不用去图书馆的程度,到图书馆,也多是为了查某一不值得买的教材上的一句话以成就一个注释。吾可谓坐拥书城者矣!

这些书读得如何?这得分时期说。在1994年当教授前我曾试图征服所有我已购之书,希望买一本看一本,不然白买了。为此,我利用寒暑假借研究生宿舍看书,逃避家庭的喧嚣。“不动笔墨不看书”是征服了我的格言,因此,凡读书必做卡片,必做眉批、旁批,因此读得极慢,越是好书看得越慢,每天50页左右。每从头至尾看一本书,不论厚薄,必在此书最后的文字后记下“某年月日国栋一阅(或N阅)此书”字样并在读书账上添一笔,年终再盘点今年读书几何。记得最好的记录是一年24本,其中还包括《国际歌》这样的几十页的小册子呢!经几年操练,始悟得人的阅读能力有限,以此等有限之能力探无穷之书海,必败无疑。按从20岁完成高等教育进入研究状态到60岁退休共40年算,人只能读960本书。由此悟得须珍惜此等阅读能力,若滥用它们于旁门左道,则“明镜催人白发多”之日可待矣!尽管如此,前教授时期的读书生活仍带给我许多收获。简言之,我摆脱了自己所受教育的“课程约束”,建立了一个能满足自己研究需要的知识结构,这是许多作为现在的应试教育产品的哪怕是优秀的学生所缺乏的。我时常指着我曾读之书上的眉批、旁批和“某某年月日国栋三阅此良书”之类的字样对他们说:没有下过俺这样的功夫,在这些书所涉的领域内你们甭想跟俺较劲!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为了照顾俺的面子,反正他们都连连点头了,呵呵!

进入后教授阶段后,俺变得“寡读”起来,除了一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被俺誉为“其重要性仅在《圣经》之后的西方著作”列为厦门大学法学院的罗马私法教材从头到尾读、反复读、在各种语言的译本的比较中反复读之外,俺很少从头到尾再读他书。原因者何?很简单,俺变得忙碌起来。两件“年”常工作就要耗费俺的大量时间。其一,是《罗马法与现代民法》年刊的编辑,该刊至今已出4期,每期基本上都是俺一人唱独角戏从组稿、译稿到编辑一手包圆,其中的每篇文章我都以挑错的眼光认真读过。它们总起来就是一本书,因此,俺还每年从头到尾读一本俺自编的年刊并从中学到许多新知识。我从最近的意大利之行才知道,这是亚洲惟一的一本罗马法刊物。其二,是俺主编的《外国民法典译丛》,至今已编出《越南民法典》、《阿尔及利亚民法典》、《埃塞俄比亚民法典》、《智利民法典》、《蒙古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对每部民法典我都自任校对,在原文与译文两种文字的比较中阅读它们,力图达到一种最深入的理解并做笔记记录之。在找不到适当的人写它们的序言时,我便自任之。由此,我差不多每年都从头到尾地读一本自编的外国民法典,它们中的多数是名著,我从这种阅读中获益良多。至此我可以一言以蔽之俺的后教授阶段的阅读经历:阅读通过工作。年轻时做无明确目的的专业阅读的光阴已经不再,自由的丧失导致寡读。

这种寡读是否导致俺变得“贫困”?俺没有这种感觉,原因在于在俺未丧失自由的时期,俺已完成了基本的知识框架的建构:该框架首先是一个历史的纵坐标,有如“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之类;其次是一个地理的横坐标,有如“七大洲五大洋”之类;再次是一个学科的横坐标,有如“文史哲经法”之类。任何知识都必然在这一坐标系中发生,把握好了这三条线,对其他知识的吸收就会是一个拾遗补缺的过程。而这纵横三条线的经典,我都在自己的自由时代或非职业时代主要借助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读过了。有了这样的积累,面对新书新知识,多的是“阳光之下无新事”的感觉。由此,从头到尾读每一本书变得没有很大的必要(而且根据我对人类的阅读能力的估量,也不可能呢!),我开始只读一个书中作者讲过的前人未讲过的话。一本书全然新语不可能,多数讲的是别人讲过的话,如何区分“新语”与“旧语”,需要良好的知识积累与上述坐标系的建构。一旦具备这样的条件,“抽读”(这是“寡读”的别称)就会成为解决阅读能力有限与作品无限之矛盾的一个普遍的权宜之计。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寡读”是后学生阶段的知识分子的必然阅读方法。

如果“寡读”不可避免,多藏还有必要吗?俺认为还有必要。理由一,买书是对写书人的支持,是对知识的敬畏和虔敬,因此是一种生活道德,不具此德的人不足以与之言道,因此,俺一直看不起舍不得买书的人。实行俺这种道德久了,藏书自然日广。理由二,“家有书城气自华”,俺一直相信俺供奉的那些藏书在默默地熏陶着俺的性情,看与不看都这样。而且要考虑到一本俺不经意之间买的一本小书可能影响俺的孩子或朋友的孩子一生的因素!这样的例子在学术史上俯拾皆是。理由三,“寡读”的有效进行以“多藏”为条件,犹如蜜蜂的有效采撷以花源的丰富为条件。

以上讲的是俺的专业收藏与阅读。其实,俺还长期订阅《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我把这种阅读称为“换脑筋”的。在职业活动之外我读这些刊物,由此得知在我的圈子之外人们的生活。另外还学习一些写作的技法,一个没有文学修养的社会科学写作者是难以获得真正的成功的。

三本思想传记

南方周末   2005-06-02 16:38:31

■秘密书架

□韦森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说过:“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便选择什么样的哲学。”这句话不无道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费希特的这句话似也可反过来说:“你选择了什么样的哲学,也就决定了你的人生道路”。

学术人生之路,各学者自有不同。乍看来,人生之路,学术之旅,充满着诸多随机事件,而一些小的随机事件,就可能由“路径依赖”效应而导致不同的人走向了不同的路。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学术思考的深入,当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朦胧觉得,人生与学术之路,好像是按照某种类似于编好的计算机程序一样展开的。

他人是否这样认为,我不敢揣度,但我自己的生活和学术之路,却清楚地警醒我这一点。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三本学术传记,恰好构成了引领我学术人生探索道路上的三块路标。

“文革”后恢复高考,我有幸考入了山东大学经济系。1980年代初的中国大学经济系,《资本论》是主课。马克思的《资本论》,“文革”后期自学过,但似懂非懂。入了大学,有老师讲解《资本论》,自是如鱼得水。为了弄透马克思的巨著,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黑格尔。从黑格尔读马克思,在《资本论》研读课的期末考试中,竟然在山大创纪录地得了个100分。正当我沉迷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五里云雾中沾沾自喜的时候,商务印书馆在1981年出版了苏联哲学家古留加的《康德传》。偶然从图书馆中借到了这本小册子,初不识深浅。但一口气读了下来后,方觉如醍醐灌顶。读到深刻动情处,竟一个人在寝室中呜呜地哭了起来。

读了《康德传》,又读同一作者的《黑格尔传》,看穿了黑格尔。从那以来,再也没读过黑格尔的任何东西,倒是对康德哲学,痴迷起来,对康德的思想和人格,也总存有一种敬畏的心。这多年来,《康德传》的开篇第一句话,始终存在脑际,藏在心底:“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的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就康德而言,除了他学说的历史以外,他自己就没有别的传记”。这句话,引领了我二十余年的学术探索道路,也自然成了支撑我生活、学习和著述的一块信念基石。

如果说《康德传》始引领我进入了博大精深的康德思想世界的话,香港三联出版的赵敦华的《维特根斯坦》,则把我带入了五彩缤纷的当代哲学。大约是在1993年吧!那时,我还在澳洲悉尼大学读博士。记得很清楚,我是从靠近悉尼大学的一个小社区图书馆中借到这本传记的。这家只有二三十平方米、藏书可能只有一两千册的小英文图书馆,竟藏有这部中文的维特根斯坦传记!你说奇巧不奇巧?随机?偶然?任由他去。读了赵敦华的这本书,又喜欢上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维特根斯坦说过,每个理解他的人都将会正确地看待这个世界。也许只有进入“维特根斯坦思想俱乐部”的人,方能理解维氏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读《康德传》使我认清了黑格尔,那么,当我进入了维特根斯坦哲学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哈耶克。进入康德的思想世界,你时时会感到震撼,总会惊讶不已,也会不断加深你的敬畏之心,但惟读维特根斯坦,那才真叫过瘾!每读《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总会把我的思境带回到英国剑桥附近的那如诗如画的小村子“格兰切斯特”:那清凉沁肺的乡间微风,那碧绿如毡的牧场草地,那逢春花绽树的“果园”,那就是维特根斯坦哲学!

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中,我梳理并诠释了哈耶克的思想;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中,我在市场交易的程式中重新解读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在近两年的语言哲学和语言学文献的研读中,我却一直在与维特根斯坦对话。这种思想对话,又初录在我最近的新作《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的部分章节中。沿着康德和维特根斯坦哲学路径一路走来,又遇见了奥斯汀和乔姆斯基,还有索绪尔和洪堡特。阅读中的生活,生活中的思考,学术中的人生,人生中的探究,哪是哪?谁是谁?当你与这些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师对话时,才会忘记了这种分辨,才会忘记了学术生活中的个中乐趣,也才能领会思想人生的真谛。

影响我最近思想探索的一部重要传记,是王浩的《歌德尔》。国外有人称,在人类思想史上,歌德尔是与柏拉图和康德有着差不多地位和分量的思想巨人。但歌德尔本人则说,他喜欢莱布尼茨和维特根斯坦,却不喜欢康德。照歌德尔看来,康德那洋洋洒洒的广博体系,只是把一些既不精确又未达到纯思维深刻洞察力的“草率杂烩”。数学家康托尔对康德更是不敬:“在下是康德老儿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对头。在我眼中,对哲学,甚至对人类,他老儿都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喜欢康德也好,臭骂康德也罢,在现代和当代,有分量的哲学家、数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哪个能绕过康德这座桥?就连那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官能说,不也有康德哲学的影子?

青年朋友们,如果你未来想吃哲学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甚至数学、物理学———中的一碗饭,读读古留加的《康德传》吧!如没有收获和助益,我没有能力与你付这碗饭钱,但却可以替你付这本书钱。

韦森于2005-3-9晨谨识于沪上复旦书馨公寓

我读韦伯的历程

南方周末   2005-06-09 15:48:18

■秘密书架

□王汎森

一个人思想形成过程中总是受到许多书的影响,要从其中选出最重要的一部或几部,有其困难度与不准确性,不过如果要勉强举出一个例子(而不是惟一的例子),我或许会说在我二十来岁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几部书对我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我所读的第一本韦伯著作是《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当时这本书早已有了台北协志出版社的简译本,译者是台大经济系的张汉裕先生。协志是大同公司出资创办的,历史相当长,我幼年时代便见到父亲书柜中有好些协志的书,像《如何使思想正确》、《蒙田文选》、《培根论文集》等等。

台湾在1980年代有过一阵“韦伯热”,打先锋的是几本韦伯的选集(编者按:由台湾学者编译的《韦伯作品集》正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引进,目前已出版七本:《学术与政治》、《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支配社会学》、《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类型学》),接着是大量翻印韦伯著作(英译本)及讨论韦伯的书。仔细回想起来,我读张译是在这波“韦伯热”之前。在读完张译《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之后,我又受到“韦伯热”的影响,如痴如醉地搜读相关书籍。现在还记得1983年-1985年服兵役期间,每天晚上利用仅余的空闲生吞活剥地阅读韦伯《宗教社会学》等书的情景。

但是我决非韦伯专家,也从未发表过任何与他有关的文章,我只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而已。现在,我试着搜寻自己的脑海,举出几点可能的影响。

首先,我自己对韦伯最重要旨趣kk为什么只有西方发展出理性化的文明———并不特别感到兴趣。印象最深的倒是有两点:首先是韦伯对表面看来相近似的历史现象的精细分疏,譬如他一再强调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人类远古以来的营利行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斯的商业活动与富兰克林时期宾州的商业活动是截然不同的;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同的营利行为,其中有深刻的不同,受新教伦理影响的人是把赚钱当作目的本身,是一种专业,是一种天职,是要把一个人所有的能力全部押上去的工作。

韦伯提醒人们在意图与行动之间有各式各样的联结方式,所以看似相反的东西,可以联结在一起。在《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中,韦伯便常常从两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相斥的东西,找出其间的微妙关系。

基督新教高度的制欲精神如何与最强烈的现代营利性发生关联,新教的“预选说”看来如此神秘而不合理,却与现代营利活动中的合理经营作风串合在一起,用张汉裕先生的话说:“即因为喀尔文教的预选(predestination)及义证(proof)的教义,信徒为获知或确信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即拯救,必须在职业中实行合理的制欲生活。因之,信徒的心理中,便发生为获宗教上的安心就非追求制欲的职业生活不可的动机。这动机乃促成有规律、有系统的,即合理的职业作风,而终于导致近代的合理的企业精神经营作风的成立。”

韦伯提醒人们,近代企业精神的诞生决非喀尔文教所企求或预料的结果,两者之间毋宁存在一种吊诡性,而且在近世资本主义精神诞生之后,因为财富增加而对原来具有宗教成分的职业伦理世俗化,以致后来两者分道扬镳。

但是从韦伯的书中,我也看到一个现代心灵的不安。我推测这种不安也是他精神几度崩溃的原因之一。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韦伯虽然花了很大力气推论理性化的文明只在近代西方发展出来,但是他对近代西方文明其实有所保留,带有既兴奋又“不得已”的味道,并未在价值层面上全盘肯定它。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面要用如此悲观的话说“清教徒曾渴求为职业人,我们却被迫为职业人”,而且这种生活方式“恐怕直到最后一吨化石燃料烧尽时为止,还要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它像“铁笼”(ironcage)一样罩在现代人身上。韦伯的不安也深深地感染了当时的我,使我很早便对现代文明感到一种彷徨与不安,而这种彷徨感与我先前研读章太炎的心得交缠在一起。在1970年代后期,我花了不少时间精读章太炎的著作,撰写了《章太炎的思想》一书,章太炎的否定性思维,对现代世界所抱持的悲观与不安,深深地影响了我。一东一西两位思想家的著作,使得我少年时代一往无前的乐观与期待,悄悄地让位给一种审慎的忧郁。

因着对韦伯的兴趣,我在1990年旅行欧洲时,曾经专程到海德堡寻访韦伯的故居。陪我前往的朋友一再宣称韦伯并没有那么了不起,但是我们还是去了。那是一栋河边的楼房,据说已经作了学生宿舍,我们在楼下客厅停留了半晌,便默然离去。

台湾的韦伯热早已消褪得无影无踪。过去20年,一波又一波的西方思想不断被介绍进来,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后现代、后殖民,一切“后”的思想都有它的信奉者,而韦伯也常被批评攻击得体无完肤。不过我个人认为思想资源是待人灵活运用的,不是用来“套”的,不管“新”还是“旧”,任何大学问家都有一些贵重的品质,不因潮流的改变而消失。我推测韦伯思想中的某些部分,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

●王汎森,1958年出生,台大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院士。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Fu Ssu-nien:A Lifein Chinese Historyand Politics、《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等。

从文学到史学

南方周末   2005-06-16 16:23:41

●夏伯嘉,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欧洲近代史专家,著有专书十余册。

■秘密书架

□夏伯嘉

小时候什么书都看,从小学开始追读武侠小说到中学对西方文学发生兴趣,我对文学的热烈兴趣一直没有中止过。后来在大学、研究所专攻历史,也要拜对文学的热衷之赐。也许读者会问,一个史学家为什么会写这样的话?为什么你不去读文学呢?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曾想过主修德国文学或比较文学,但后来觉得文学批评不是我兴趣之所趋。我对文学的热情,是对活生生的人物与故事的追求。后来成为历史学家,自己写书,也是以此为前提而下笔。

说起对人物与故事的叙述,记忆最深的是金庸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他们的作品,从小学到中学六七年间全部看过。特别引人入胜的是:他们从历史的角度,创造了生动感人的故事与栩栩如生的小说人物。从唐代武则天之参政到清初易鼎之变,两位作家让我神游中国历史千年,从漠北到西藏、由东海达新疆,给我的想象描划出神奇壮丽的祖国山河。那时代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在香港长大的我,只有靠着历史武侠小说漫游神州,感应朝代之更变与历史的人世沧桑。

中学对西方文学产生兴趣后,花了数年时间去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不懂俄文,但很欣赏俄国文学。《战争与和平》我是看英译本的。香港虽然说是国际都市,就读的英制中学纵使用英语授课,可是,要阅读一本洋洋千余页的英文小说依然很困难。起初读《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常常翻字典查生字。课后饭余,每天才看完两三页。周末间或整天奋读,才不过二三十页之余。好多次我打算放弃,把书放起来不看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隔了一段日子后又拿起来。《战争与和平》就这样读下去,从13到16岁终于看完。小说的内容、故事与人物的趣味,自不在话下。沉迷在拿破仑时代的俄国社会,让我领会到一个异文化的诱惑。但是读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其实不是书的内容,而是那种欲读欲罢的心态。告别《战争与和平》后,我觉得读书是一种缘分,亦是毅力的表达。那本书是我逛书店偶然看见封面设计漂亮才买下的。小学课本有一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讲他打猎杀熊、后来放弃暴力与猎杀等等。反正,记得托尔斯泰的名字,我便买下了《战争与和平》。好几次为了阅读英文太难想放弃而终于没有放弃,这个也是我与这本书的缘分吧!反正,三年下来无意之间锻炼出看书的毅力,后来读书、治学几十年没有半途而废之事。想来,应当拜谢这个经验。

其实,读书的心得往往不单是书本的内容,而是阅读过程中的经验与心情。接下来我再介绍两本书,是我上大学与研究所年代记忆特深的作品。第一本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作《道德学起源论》,我在大四读了德文本,19世纪的大思想家尼采以无神论者的姿态震撼知识界,《道德学起源论》一书的中心论旨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分析与批判基督教。尼采认为基督教之历史社会背景是罗马帝国下层民众的心态。他们仇恨帝国的统治阶级,使基督教得而普及地中海社会,成为“奴隶们的信仰”。尼采大量引述基督教早期神学,指出其宗教信仰内深厚的报复情怀。教义中的“最后审判”就是在罗马帝国下被压迫的人发出的仇恨和报复的怒吼。尼采把基督教的本质定性为一个反面性的、被动的道德体系,代表了群体怨恨心理的集体发泄。在尼采整个哲学思想而言,基督教的兴起是反着超人精英的发展。只有超越出历史时代、社会规范、群体意识的个人,才可以真正发挥天才的创造力,想前人未想到的事情。

如果说尼采的哲学刺激了我思考个人在历史发展中扮演的作用,那布罗代尔的巨著最终给我的治史指出了一个目标。布罗代尔是法国二战后最负盛名的史学家。其生平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以广阔的视野描述与分析了16世纪欧洲历史的整体面貌。史学家治史,或从典章制度、或从社会经济发展、或从思想文化入手。而布氏则集各派史学家之方法,推动整体历史、长期历史的研究与写作,把历史各类事件归纳入一个社会总体的发展。在《地中海》一书中,布氏先分析山川地理、气候海洋对历史与地中海历史的长远影响;进而分析各类经济活动,分析一个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最后才叙述西班牙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争霸。在布氏的历史结构中,个人之浮沉生死、国家的兴盛衰落,放在一个遥遥不变的地理环境,好像微不足道。好一个广阔的心胸!

布氏《地中海》一书代表了战后法国思想界中结构主义的历史著作。结构主义的宗旨,在于指出在人类社会各种活动中,在变更的深层,其实有持久不变的结构。在语言学而言,是语文都有一个文法的结构,支配了言语的运作;或是人类学田野考察原始社会,发现家庭风俗皆有一结构性的内在逻辑;放在历史而言,则即使是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大动荡历史时期,其背后亦有着深藏而不变的文化、社会与精神结构。为此,历史既有变化、亦有传统;今人治史贵在能以今通古,以古识今。

我觉得做一个历史学家,什么样的书都要去看看。除了与我研究题目直接有关的书目,我会经常翻阅其他历史范围的书籍。再者,对一个历史学家气质的培养,看一些社会科学理论与文学作品,也是不可缺乏的思想营养。正如上述的读书经验,看一本书就像认识一个人。人生数十年交友看书皆是一个缘分;有的人谈起来没有意思,有些书看来乏味,有些人趣味相投相见恨晚,有的书看起来一生受益无穷。希望读者能够设计充实自己的“秘密书架”,打开通古贯今、漫游天地的书窗。

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季卫东:在法学经典中感悟"两造抗辩"的奥妙

南方周末   2005-04-07 15:27:35

●季卫东,1957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现任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中国的政治与法律。

■秘密书架

□季卫东

为了保持思考的独立性,当然也是出于“兼听则明”的谨慎,我一般喜欢同时阅读论战双方的代表作,或者把采取不同观点和方法的著作反复对照。这里就简单介绍若干给我留下过较深印象的唱“对台戏”、打“笔墨官司”的法学专业书籍吧。

[学案之一]共识模式vs.对抗模式

在就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期间的1981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批判维辛斯基理论的文章,对他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国家暴力作为本质因素来定义法律的观点提出质疑。后来沿着这样的思路去广泛涉猎各种文献,我发现有两种大相径庭的学说谱系,对从别的视角进一步探讨法律秩序的本质非常有参考价值。一种是苏维埃早期的法理学者帕舒卡尼斯在《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提出来的。这本书的作者承认法的主观性是第一位的、客观性是第二位的,但是他认为法律体系中反映的意志是一种交换关系、互惠性以及合作,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法律行为的概念都是从契约中生长出来的。显然,帕舒卡尼斯是从私法和共识的角度来理解法的本质,特别强调主体的权利诉求与商品的价值交换之间的对应。与帕舒卡尼斯有些相似之处的是美国的著名法哲学家富勒和法社会学家塞尔兹尼克,他们也都着眼于法的共识模式。但富勒认为作为秩序黄金律的并不是契约之锁,而是无所不在的互惠性纽带;显然他把社会交换与商品交换都纳入共识的视野之内。塞尔兹尼克则更强调在私域正义中的协调行动,即合作这个侧面。

另一种学说是19世纪后期德国罗马法专家耶林的不朽名篇《为权利而斗争》所展示的立场。他关于法律秩序的认识在从“概念计算”转向“目的思维”之后,自觉地把法律当作对抗侵权的手段。在这本出乎意料的畅销小册子中,他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斗争——包括各国公民的斗争、国家权力的斗争、不同阶层的斗争、个人之间的斗争,并且提出了“斗争里面出法权”这样响亮的口号。当然,这里所说的斗争都是指依法抗争,特别是围绕审判的市民运动,并非“造反有理”以及破坏秩序的解构。他认为公民只有通过依法抗争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社会的稳定,因此维权行为实际上也是公民应该履行的一种义务。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妨说耶林就是维权运动的鼻祖之一。当然也有人批评耶林的斗争说,认为这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强者的逻辑,是要把实力竞争作为伦理性人格的基础。按照这本书给出的定义,所谓权利就是法律保护的利益。由此可以推论,在耶林看来,法律本身不在社会交换关系的范畴之中,国家应该是作为公民保护者和权利赋予者而存在的中立的第三者。

[学案之二]纯粹规范vs.复杂规范

与维辛斯基的实证主义法学根本不同但却存在相通之处的是凯尔森关于国家与法的规范主义理论。两者同样都把价值正当性的问题排除在法学考察的范围之外,并且重视强制,但是,凯尔森断然拒绝把统治阶级的意志本身作为法的本质,而提出了作为理论意义上的宪法的“根本规范”的概念,用以限制统治阶级的意志。凯尔森也反对施密特式的政治决断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形态的主权者的恣意来打破日常规范秩序的平稳。他所描绘的以根本规范为顶点的金字塔型法律秩序图像,在《纯粹法学》这本专著中展现得最充分、最典型。

与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体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如果说凯尔森追求的是秩序的单纯系统,那么哈耶克则是在追求关于自由之法的某种复杂系统。如果说凯尔森倾向于决定论,那么哈耶克则偏好偶然性以及渐进的生成和演变过程——这种思路可以曲折通向埃利希的“活法”论以及自由法学。根据我的理解,哈耶克虽然采取自由至上主义的立场,但他所提倡的“自生秩序”概念却带有社会有机体论的色彩,很接近萨维尼的民族精神论和历史法学的观察,与契约自由、个人选择自由其实倒未必能融洽无碍。关于法律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哈耶克给出了五个条件,即: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真正的自由以法治为前提,人类自始就无往不在法律规范之中,并非所有的法律秩序都等于自由的法治,人们不能以正当性为由而不服从法律规范。但是,稍加推敲就可以发现,这五个条件是根本无法同时满足的。所以哈耶克必须把时间之维导入进来,强调个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心智与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的试错和进化。这种动态在整体上没有目的性,也无所谓同意不同意,一切归结于主观主义的价值——关于人生之善的判断。我看这倒很像谢灵运所描绘的那种意境:“道存一致,故异代通晖;德合众妙,故殊方齐致”,不是吗?

[学案之三]系统程序vs.行为程序

但是,在哈耶克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中,既没有权利本位的预设,也不承认公共理性的存在,甚至把社会正义的概念也当作“幻想”弃之如敝履,这就难以避免价值正当性的危机。为了摆脱自由主义法治秩序的这种危机,卢曼在《通过程序的正统化》一书中揭示了程序作为自然法的替代物的功能。他认为程序本身虽然不能等同于真理的标准,但却可以消除妨碍发现真理的障碍、改进沟通和审议的质量、提高决定的正确性。正因为程序可以促使人们从内心承认和接受某种具有强制力的决定,所以满足程序要件、特别是落实程序公正的原则势必有利于法律的价值正当化。在卢曼看来,程序是角色行为的定义体系,是相互作用的形式,但在抑制和改变当事人的主观动机这一意义上,它又超越于具体的行为,可以相对减弱个人在自作主张时所显露的那些咄咄逼人的锋芒。在这里,尽管卢曼重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和协商,但他还是预设了一个超然于各个人之上的中立的观察者或判断者的客观化视点,而以反思机制这个概念把主观性互动与来自第三者的客观性制约连结起来。显而易见,卢曼的程序概念意味着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不局限于语言行为,也包括默示行为和象征性符号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沟通活动———这是采取一种非还原主义的立场。

作为卢曼的最主要论敌,哈贝马斯起初特别强调的是交往、沟通、协商、审议过程中的理想对话情境、论证伦理以及反思的理性。后来,哈贝马斯根据自己理论内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的需要,也转向了程序主义,但他通过后期代表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所展示的程序概念,与卢曼的程序概念有本质性区别。哈贝马斯认为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的要害问题是以系统抹杀了主体;为了避免这样的缺陷,必须强调个人的直接参与行为,互动关系以及具有伦理性?道德性的议论;也就是说要解构那个制度化的观察者或判断者,以突出各个当事人自己的主观化视点或者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当然,哈贝马斯认为个人之间议论纷纷的局面还是有必要通过程序规则和论证规则来加以整理、制约。因而他的程序概念意味着从平面相互作用的媒介的角度来理解沟通活动,并且这些沟通活动必须局限于那些能够按照论证规则来进行评价的语言行为。

总之,哈贝马斯所理解的法律秩序是建立在根据程序规则和论证规则所达成的个人主体之间的共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帕舒卡尼斯仅从商品交换的契约这一层面上理解共识的话,那么可以说富勒就是从商品交换和社会交换这两个方面相结合,特别是后者的层面上理解共识,并且把程序性自然法作为共识的纯粹性和妥当性的担保。而哈贝马斯主要从个人意见的交换这一层面上来理解共识,要求有关的沟通活动必须符合程序要件、必须经过充分的论证。在另一方面,像耶林那样把对抗作为法律秩序基础的观点,势必导致出一个中立的观察者或判断者这样的条件设定。这种第三者在凯尔森那里表现为根本规范和宪法法院,在卢曼那里则表现为具有自我完结性的涵义系统以及作为法律系统的程序。只是凯尔森具有明显的决定论倾向,而卢曼则相反,他是拒绝还原主义的,而强调正义在系统内引起偶然性、复杂性的侧面。其实,卢曼的“自塑系统”概念与哈耶克的“自生秩序”概念在强调自组织原理方面有着非常亲近的血缘关系,但是,两者又决不能混为一谈。

朱维铮:我的书架没有秘密

编辑先生命我为“秘密书架”专栏作文,使我回应为难。还在中学时代,我就相信“开卷有益”。以后习史,又相信马克思的话,认为世上学问,除了自然科学,无不可称“历史科学”。于是养成乱翻书的习惯。至今年逾“耳顺”,仍然不论文史哲经,或者医卜星相,凡未尝经眼的旧典新册,得间即读。尽管大多阅后如感面对文字垃圾,却也对生产并鼓励生产这类垃圾的历史人文的生态环境,长了见识。当然积习与积弊共生,就是浮沉史海半世纪了,依旧只配被讥为杂家,所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或者说对于中国的前天和昨天,都曾教书作文,但都只限于说点写点自以为是的心得,而后即学有旁骛。这在同行专家看来,无疑学无专精,杂七杂八是也。

因而,读了编辑先生的邀请信的两点质疑,即:“1.什么书对您的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帮助?2.为什么是这些书?”我苦思冥索,发现只可抄鲁迅二语,聊充答复:“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难点在于,说不出也得说。想来想去,自己的书架,虽无“秘密”,有几部书,却常置于随手可取的地方。其中一部,便是王亚南、郭大力中译的马克思《资本论》。

犹忆45年前,我大学毕业,留本系担任陈守实教授的助教。首次拜谒陈先生,请教该读何书,陈先生素来严峻寡言,无语半小时,讲了一句话:“你去把《资本论》读一遍。”我大吃一惊,因为没料到他对中国土地制度史的新任助教的第一个要求,竟是通读连《剩余价值学术史》在内的四大卷《资本论》。

那时正值“三面红旗”在实践中大败的开端,复旦党委书记公开提倡青年助教要服从导师,乃至应有“倒夜壶”精神。陈先生不以旧行会的徒弟相待,却要我通读马克思首要经典。这使我既困惑又感动,领了第一个月工资,赶紧去买了《资本论》,从第一卷序跋读起,每周写一篇读书笔记,呈送陈先生。如此年余,读毕第一卷,即因受命同时兼任周予同教授主编的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的助手,又开始主讲本系基础课,而无法全力以赴。岂知陈先生每于傍晚散步时光临寒舍,照例很少说话,但每说必指点我治学门径,包括如何读《资本论》。正因如此,我渐悟出陈先生其实要我摆脱大学时代所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斯大林教条的影响,从读马克思原著做起,理解唯物史观是怎么回事。

那以后,拙著《走出中世纪》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收到数百通读者来信,颇出我意料。当初我用“中世纪”一词,代替史学界习用的“封建时代”,无非由于读《资本论》,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封建”,最多只可形容华夏的“先秦”或此后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及满洲相继入主中原的初期的历史实相,而在秦统一后的列朝主流,都非马克思所述的“封建”。因而列宁称道王安石为11世纪中国的改革家,似乎注目于王安石反“封建”。此后斯大林称许中国当代革命是“农民战争”,已将中世纪和近代混为一谈。人所共知,恩格斯早称《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假如连《资本论》首卷序跋都没读过或没读懂,便可称作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正应了马克思当年的批评,只能说是相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他本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吗?

因此,既蒙编辑先生垂询,要我说说读书的心得,那么结合我50年来的治学历程,能向读者推荐的一部常读书目,便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首先是此卷的序跋,其次是论“劳动日”、“原始积累”诸章。我不佩服海内某些经济学家的高论,因为彼辈恰如《资本论》再版跋所批判的那种辩护论者,将官商勾结或盗窃国库或剥民工而大发横财的若干豪富的发迹史,描绘成诗意般的夏秋更迭。如果读者没有时间,那就希望他们读一读载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初版序和再版跋。二文都很短,浏览不需半小时,如果不挟成见,或许读后会由思而悟吧?

由于务广而杂,寒舍早被各类书籍充塞,以致来客无坐处,我自己更为找书困扰,往往连已刊拙作也不知所在。惟恐用时失踪,常置案边的,只有几种所谓工具书,计有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陈垣、董作宾编制的两种中西历日对照表,姜亮夫撰《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叶圣陶编《十三经索引》,以及坊刻廿四史索引、《说文》段注等。

我常说,时地人事,是习史治史的起码常识。如果对年代、地理、职官、目录等,即前贤所称读史的“钥匙”,都常弄错,乃至混搅,那可称作史家么?近来以史学为名的鸿篇巨制,竞相上市,然而在这类常识方面,不出“硬伤”者有多少?

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自知没有过目不忘的天赋,读书越多,越不敢轻信自己的记忆。教书作文,凡涉及古近历史的时地人事,尤其在“是什么”问题上不敢苟同前贤时彦所下裁断者,总要翻检前列诸书并力求核对原出处,所谓征而后信,才敢上课下笔。这就是我伸手可及的常用书,不过限于几种可信工具书的缘由。

顺便一说,我案边不放目前流行甚广的新编辞书,倒是颇受訾议的旧《辞海》、《中华大字典》等,有时会找出翻翻。理由也很平凡,查辞书本为“温故”,而新编辞书多半着眼于使读者“知新”,说白了就是貌似客观,实则止以导迷。

朱维铮

1936年生,江苏无锡人。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著作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维新旧梦录》(与龙应台合作)、《壶里春秋》、《中国经学史十讲》等。

南方周末 2004-11-04

陈乐民:对我影响最大的十种书

南方周末"秘密书架"

□陈乐民

陈乐民,193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著有《戴高乐》、《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撒切尔夫人》、《东欧巨变和欧洲重建》等。

我读书甚为驳杂,漫羡而无所归心;新书读得比较少,"新潮"书几乎没有认真读过。下列十种"旧"书可以说是对我的晚年思想和治学最有影响的;有一些成了我的"案头书"。这里我用了"种",而没有用"册",是因为每一"种"可能牵涉不止一"册"。

先说中国书五种:

一、《孟子》,我幼年的"启蒙"书,我个人体会,读了《孟子》,再读其他相关的书,有许多方便之处。孟夫子经常偷换概念,强词夺理,批判异己不留余地,但那是时代的反映。《孟子》是了解当时政治和社会的一个"通孔"。

二、《徐光启集》,王重民先生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徐是有明一代具有开放和开明眼光的"奇材",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开篇人物。往昔大半因其皈依了天主教,他的科学功绩在历史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今年是他逝世370周年;据悉,上海徐汇区(他的老家)文化局将重修毁于"文革"的墓址。另相关的书如梁家勉先生编著有《徐光启年谱》,考稽事实之翔,取材之广,旁征之博,堪称杰作。老学人的治学态度,令我心折。此书差不多已被我翻烂了。前曾托人问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否还有存书,答云没有了。似乎也无重印之想。如今文人"明星化",名声大噪了;而很有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却默默无闻。此人间世相,老朽如我,只能叹息。

三、鲁迅的《阿Q正传》,提示我国的"国民坏根性",入木三分,同时是面镜子,时常照照,可以自警和警世。同类作品有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惜乎吾国国民此类病依然很重,几乎无药根治。奈何!奈何!

四、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种:上世纪30年代的旧作上下册和晚年的《新编》七册。旧作在大陆有无售者,不详。《新编》前六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几次重印;独第七册因故未能在大陆印行,以至《新编》就结在第六册上。此是我出版界一怪事。但台湾版已出了全七册。另,第七册以《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书名先后在香港和广州印行,总算聊胜于无。坊间同类哲学思想史的书不少,但个人管见,都绕不过冯著二种。

五、《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印行。顾准作为当代伟大的思想家,在知识界已有广泛的共识。最近听说某境外华人信口臧否人物,妄说,顾准算什么,若把他的文章译成外文,会让人啼笑皆非。不知他在国外读过哪些高文典册,以致狂妄如此!至于浅陋如我,正是读了顾准使我在十年前的耳顺之年大为开窍,顿生识之恨晚之感。

以上五种是中国书,以下讲外国的,也是五种:

一、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中国译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我看过原文,中译文大体不差。此是伏尔泰旅英的25封通信,故又称《英国通信》。英国的自由风气早在欧陆之先,伏氏在英所见所闻,备受感慨和启示。全书涉及彼时英国的宗教、政府、议会、文化、培根、洛克、牛顿,等等。这本书说明伏尔泰在英国已被"启蒙"了。英国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常被轻视;伏氏此书大有助于了解欧洲这段的社会思想史。

二、康德关于历史哲学的论文集。我先读过两种英译选集:《论历史》和《政治文选》。后商务印书馆出了何兆武先生翻译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选目大同小异。此书已成为高校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学科的必读书。但我要补充说,要深懂此书,一定要读一读康德的批判哲学。

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演讲录》,我也是先看了英译本。我国有王造时中译本。欲了解西方文明史,此书不可不读。他是从东方文明开篇的,主题是讲欧西文明。黑格尔论述历史发展的雄辩力,是令人震撼的,虽然你不必同意他的所有观点。

四、《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价值,用不着我多说。我在做研究工作时,是时常要翻阅的,尤其是它的前半部。我最早读它时是二十几岁,现在七十多岁了,还常常要翻一翻。只是体会大不相同了。

五、托克维尔的《在美国的民主》,还有他的《旧制度和革命》,中译本均已辑入商务版的"汉译名著"丛书。另,托克维尔退出政坛后写了不准备公开的《回忆录》,身后还是流传出来了。目前似尚无中译本。托克维尔在这些书中观察时势和对时势的预测,时常使我震动;他对欧陆"旧制度"的批判,绝不在概念上停留哪怕是几秒钟,其锋利和准确性全在叙事当中。

我家的书架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书,杂乱无章,但是以上这十"种"书,翻来翻去,总会凑在一起,这大概也可以反映出它们的"使用率"吧。

用一生来学习阅读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艾晓明

■秘密书架

□艾晓明

我每年都按系里的要求,指导十多个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这些学生从中学进入大学不久,习惯了那种归纳主题的方法,读完一部名著,想到的问题往往是,这部作品表现了什么思想,体现了作家的什么态度;三五个主题思想、创作意图之类的概念就把作品打发完了。然后他们的问题是:这个《源氏物语》,有什么好看的?这个博尔赫斯,我怎么没感觉呢?

在解决这些问题前,我通常会推荐他们阅读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纳博科夫是一位多才多产的作家,在小说《洛丽塔》使他致富之前,他也在大学教文学课。我的博士专业原本是中国现代文学,为了享受阅读,这些年我自动转行去上外国文学课。我的小说家朋友王小波生前送给我这本《文学讲稿》,他说应该像这样来上课。记得他不动声色地复述了里面的一个故事,听明白后我没法不笑。纳博科夫的得意门生在发下来的试卷里找不到自己的那份,最后不得不找到老师面前,老师变戏法一样取出她得了97分的卷子,说:“我想看看天才长得什么样。”

上面讲的是天才老师的一个恶作剧(但愿我们遇上这样的天才老师),我看了纳博科夫出的一些考试题,关于《包法利夫人》,考试题共有18个,其中有这样一些:讨论福楼拜对“以及” (and)这个词的用法;爱玛读过什么书,至少举出四部作品及其作者;描述爱玛的眼睛、双手、阳伞、发型、衣着和鞋子。

老实说,《包法利夫人》我是看了,但这些题目我全答不上来,除非带着这些问题再读它,至少读五遍。这些题目有点像网上的金庸迷出的考题:黄蓉如何将豆腐制成“二十四桥明月夜”?萧峰以一招“见龙在田”拍击慕容复,慕容复以何种钩法应对?假如让他们出题招博士,我怕我也是考不上的。

但是,对于真正的好书,如果不是这样阅读,又如何能体会文学想象的妙趣呢?在《文学讲稿》这本书上,有朋友读时划下铅笔线的地方,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这段话是学生从纳博科夫这门课上学到的主要教义。

纳博科夫认为,要做一个优秀读者,并不是一定要参加一个读书会,或者与书中主人公认同,或者是自己也写东西,而是:1.须有想象力。2.须有记性。3. 手头应有一本字典。4.须有一定的艺术感。这最后一点,纳博科夫说他自己也要不断培养。他还有一句妙语,朋友在下面也划了一道铅笔线: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为了领略其中的艺术魅力,他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用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大家能想到,脊椎骨里有神经,它感知愉悦。实际上有一些优秀的作家,他们首先就是优秀的读者。

我喜欢香港作家西西,她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善于阅读,她有她的技巧和方法。她到医院去做乳房切除手术,带了四本《包法利夫人》摊在病床上读,一本法文原著,一本英译,两本中文译本。她注意到,法文原著中有一百多个斜体字。为什么呢?福楼拜的用意在悄悄转移叙述者的角色,不靠标点符号来明写。通过比较,她发现英译者对斜体字完全罔顾,辜负了福楼拜的苦心。而中译甲本比英译稍好一点,注意到了斜体字的存在,用引号来处理,但却不是对所有的斜体字都加引号。中译乙本最好,凡斜体字都在字底加标点,拉丁文用原文,另外附注解。由于这样细致的阅读,她能够品味出不同译本在传达福楼拜叙述艺术时达到的水准。

我在所有的文学大师那里都发现对阅读的痴迷。博尔赫斯失明后仍继续购书,他得到一套1966年版的百科全书,书中的潇洒字体、地图和插画他全看不到,他说他感觉得到这部书,因为它在他的屋子里他感到幸福。他们对书的热爱令我激动。卡夫卡说他要从头到尾朗诵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他用命令口气对他的爱人说,你要立刻开始阅读福楼拜。普鲁斯特说他热爱英国作家,读《弗罗斯河上的磨房》的头一两页就泪流满面。这令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作品能打动一些人,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固然,其中有人的感受性的差异,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不正是缩小这个差异,培养对文学艺术的感受能力吗?

我从作家的阅读里学到阅读的方法。昆德拉注意到,卡夫卡写他的中篇《审判》只用了一夜,没有中断,也就是说用一种非凡的速度,任想象所裹挟。这反映在他作品的句法特点上,几乎不存在冒号,句号也经常没有。文章很少分段,不强调逻辑性。这在卡夫卡的风格中是实质性的,同时是对德文“优美风格”的破坏。卡夫卡曾说他的书应该用很大的字体印出,但今人却把这当作一种大人物的任性。昆德拉说卡夫卡的愿望有充分的合理性,这样是为了一个无休止的段落更具可读性,读者可以停下来品味句子的美感。昆德拉是在查看了卡夫卡的手稿,对照了法文、德文的不同版本后谈到这些的。

我想,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读者存在,卡夫卡的审美意愿得到尊重和维护。这样的读者,使卡夫卡作为艺术家的独特性得到珍视,使他不至于被掩饰、被篡改,使他的遗嘱永远成为一种警世之声,激励后世的艺术家尽职敬业,继续文学创造的使命。不仅如此,遭遇了这样的阅读,他们的存在被认为是从不孤独的。博尔赫斯因为卡夫卡而重新发现自己的小说——和卡夫卡的故事如此接近,还发现一位爱尔兰剧作家的短篇,像《城堡》一样,主人公永远不能到达目的地。他因此感到,作家的劳动不仅改变过去,而且改变未来。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是说,因为卡夫卡的发明,他令他生前死后其他人的探索得到彰显。他们在各自的梦境里做了相同的事。

沉浸在这样的阅读里,从故事、语词、标点符号、字体……发现一种文学奥秘以及它的流传,是多么有意思啊。文学的道路已经有很多人在走了,我们有许多作品需要阅读,问题是在今天鲜有人愿意做一个沉默的读者,却都急于做呼啸的作者。而我欣赏的是,读者和作者之间,有轻言细语的甚至是沉默的交流,我欣赏对艺术形式无止境的追求;我期望阅读和写作都能达到精确和完美的程度。从另一方面来说,像了解自然科学的学科一样,文学阅读也需要学习,我们首先要学习如何阅读。如今流行的出版物,许多都还停留在说是非的阶段kk说是非当然也是建立理性的需要。然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通用于一般社会生活中的理性,还需要在专业领域里的理性。例如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理性就是需要我们有关于语言、文字的一系列专业水准的极其细腻、极其精致的感觉、表达和批评。这一切就是所谓的“美”。这个美,其实是多么难以言喻的东西啊。如果文学艺术不是需要一生来学习,它就不成其为一种事业;如果文章不需要改到作者所有的心力都已用尽,写作就不值得追求;如果不是这样的作品,阅读它也就不值得。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省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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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秘密书架

康正果

近来双目日渐老花,读书每至视线模糊之刻,就只好暂且释卷,闭目养神一阵。思考突然从阅读的履带上滑脱出来,陷入经验的泥途,回味起多年来啃书本的苦乐得失,始对往日的阅读经历有了片断的检讨。以下分三个层次撮略写出,如能对阅读行动本身有所省思,也许比单纯列举几本好书作评介会更有意思一些。

我从未向谁讨教过书单,散漫的阅读也没受过严格的指导。读书之于我,颇似邂逅交友喜相逢,常是受某种机缘的促使,一步步踏上了自己的阅读小径。我读中小学适逢五六十年代,受的是全面政治化的课堂教育,按说并无机会接触被认为是封建糟粕的老古董。碰巧读初二那年,父母把我转到祖父处上学。祖父家藏有好多架旧书,我正当求知欲旺盛的年岁,学校的功课喂不饱,受好奇心驱使,便常在做完作业后找些线装书硬啃。起初读不懂文言文,常求祖父讲解,所用的启蒙读本就是《论语》和《孟子》。对这两本国学基础读物,祖父的讲解不只限于死读章句,藉着讲书的机会,他常插入些传统的做人道理。祖父是居士,吃斋念佛,很重视修持,向来不喜欢文人气的词章藻饰,对我这个好学而气盛的孙子,他常加拂逆矫正,尤偏重灌输“学问变化气质”的阅读取向。在讲到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那句话时,他就对可藉助工具书查阅的“记问之学”表现出明显的轻视,要求我应在陶冶性情和滋养心智方面多下功夫。

就这样,在风行的大批判立场还没赶得上给我洗脑之前,我已生机勃发地进入兴味盎然的阅读,从一开始即秉持了孔子所谓“信而好古”和“敏以求之”的学习心态。我自发地实行起准私塾的读书方法,常反复朗诵每天读过的章节,虽未有意强求死记硬背,但朗诵既久,很多有趣的段落自然嵌入记忆,有时便能朗朗背诵上口。也许声音的内渗足以激发心智的领悟,就那样囫囵吞枣地记诵了一些字面上仅能一知半解的篇章,再加上模糊的互文参照,读完了那两本书,对其中不少在当时的现实中已剥落了意义的关键词,有了如鱼饮水的默会。接着我搜集更多的文言书籍往下硬啃,其中尤以《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和龙榆生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翻检最熟,记忆特多。在我那感受力特别敏锐的少年时代,就是由这些谙熟于心的文本,为我积储下此后长期受益的知识素养,潜移默化中滋养起我的情感价值。这自发的读书纯出自我个人的爱好,尽管它十分初级,且缺乏规范,但至今想起,犹令人十分怀念。

在此后长达15年的阅读饥荒年代,我常在默诵中反刍早年阅读的东西,后来也就是靠了那点积累,有幸再入大学深造。入学之初,我曾有过一阵猛烈的贪读,随后阅读的方向渐受到功课的限制,我才生出了新的苦恼。通读《全唐诗》、《全宋词》成了我的专业学习,任何事纯粹成为专业,似乎都会有所异化,我得为完成论文而阅读大量枯燥的材料,更要博览理论书籍,运用各种正在时兴的现代批评制作论文,否则就很难在学术上出人头地。“为己”的学习阶段从此永远成为过去,投入了专业研究的读书,就不可避免地要走“为人”的道路了。当个人的阅读理解必须通过表述或演示来经受检验评价时,无论是通过口头还是书面,所言说的内容都需要组织成供他人阅读的文本。特别做的又是文史方面的学问,自然得把大量的阅读积累转换成个人的书写形式。“为己”的阅读只需满足于吸收别人所写的文字,“为人”的阅读则必须把个人的阅读感受编织成文本,进而供他人去读。这一指向书写的阅读行动具有很大的操作性质,它常置所阅读的书籍于参考资料的位置。你得忙乱地翻阅资料,从中查找可征引的段落,捕捞有启发的思想,甚至单凭书后索引中相关的词条快速翻出书中那有用的一页,从而补足急需的证据或使书写中突然凝滞的思路得到意外的疏通。我从此很少再为消闲或趣味而读书,也很少有时间从容不迫地从头到尾仔细品味一本书了。阅读之于我,几如披沙拣金,打捞遗珠,使我深感操作的疲劳。每当所写的书或文大功告成,偶一想起那连滚带爬搜索过来的阅读坑道,其坎坷的曲折及阴暗的拐角几令人不敢再去回顾。

就这样劳瘁地读着写着,竟也渐渐地写出了道。我开始收到其他作者的赠书,我的阅读随之增加了新的任务。有人期待我写出评论,我同时也想把自己的阅读理解向更多的人展示出来。一本新书的阅读于是有了超出阅读本身的目的,常常是预先已被派定去制作一本书的评论,然后才开始进行对该书的阅读。我不可遏制地走向了繁忙的“为写而读”,把处理材料式的阅读方式纳入了书写制作过程的一个生产环节。

有一年夏天我因文思不通,曾住笔数月,静心读了不少书,其中钱穆的《国史大纲》尤使我感到震撼。多年来边读边写,随积随发,读到的多转手写了出去,用于写的时间远多于用于读的,如今突然受到阅读的激发,思考起很想深究的中国史问题,却发现自己的缺课非常之多,绠短而汲深,根本够不到所欲探测的底里。我想我得好好读书补课,彻底抛下笔,做长期的阅读疗养了。但实际上我并没真正去做。读写结合的操作已形成生活的惯性,写上了瘾,不喷吐会觉得气闷,不出产,此身的存在似乎都有了缺欠。怀念早年的阅读状态,在我,也许只是一时兴会的虚幻愿望。

我们的阅读状态多种多样,总在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特别是专业的读书人与非专业的读书人,“为己”的阅读与“为人”的阅读,其间的差别尤其悬殊。在应该读什么书以及哪些书读了最有益之类的问题上,各人的经验到底能有多大的互相参考性,实在很难说定。天下的好书奇书举不胜举,读不胜读,人各有所好,有所需,有所用,要说在大多数读书人之中可能会有什么共享的书籍,大约就是我们早年在阅读的共同起点上都会作为营养吸收的那些国学基础读物了。

康正果

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中文资深讲师。已发表的著作有《风骚与艳情》、《生命的嫁接》等。

秘密书架:我的“三界十景”

2004-07-02 15:49:43 南方周末 陈克艰

●陈克艰

1949年生于上海,198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先后在华东师大自然科学史所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供职多年,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著译有:《上帝怎样掷骰子》《数学逍遥游》《拾荒者言》《无聊才读书——微型书评集》《奈曼传》(与人合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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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先生命作文,谈谈最喜欢的(或印象最深的)十本书,题目允许自定,所以杜撰了这个题目。所谓“三界”,不是佛教里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而是套用王国维的事业学问三境界说;但只是套用,不是比附,因为压根就不配比附。静安先生的三境界是渐入佳境,愈进愈深,下走的三界,则恰恰相反,是每况愈下。至于“十景”,显然犯了鲁迅批评过的“十景病”;可聊以自辩者,病因不在下走,而系出于遵命。“十景”当然会要谈到十本书,但连类而及,下文出现的书名,可能会不止十本。

第一界,自学终于未成材,幸从小书窥大师

我总觉得,1960年代“文革”以前,我们读中学的时候,虽然大环境是政治挂帅,但学校里学生的自由度却比现在大,玩的时间多,看小说的时间多,参加兴趣活动的时间多。最主要的是,课业与课余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不像现在,上面规定假期不准开课,学校于是以“兴趣班”名义开课,记者去查访,问学生是否真是兴趣班,学生都答不是,和平时上的课一模一样。总之,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认定了:正规的学业与兴趣是绝缘的。我们读书时似乎没有这样的前提,同学们多是从正课的学习中产生了兴趣,再自己找课外书来读,读课外书的目的,在于扩大知识面,增长思考力,而不是功利心十足地只为考试加几个分。那时候的课外书也有意思,值得保存收藏,不像现在的教辅书只有敲门砖的功能,考前视同珍秘,高考结束,全成废纸。

我从初二的平面几何课喜欢上了数学,于是开始误打误闯地自学,先是狼吞虎咽地往后读教科书,不久又把大我十岁、已去北京工作的姐姐留下的数学课外书翻了个遍,其中有一本1950年代出版、孙泽瀛先生写的《数学问题趣引》,特别引人入胜。书里介绍了若干数学史上著名的问题,来龙去脉、思想理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更兼文采斐然,读这样的书,不啻是一种享受。《趣引》里有一个属于组合数学的寇克曼女生问题,将条件一般化以后,就成了世界难题,当时还没有解决。

1984年我去重庆开会,有幸与精研数学史的罗见今先生住一个房间,长夜聊天,他告诉我,寇克曼女生问题其实早在1961年就被我国包头市的一位中学教师陆家曦解决了,而陆老师发心研究这个问题,正是由于读了这本《趣引》。陆家曦名不见经传,又不在专业圈内,他的文稿屡投屡退;1970年代两名意大利学者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及时发表,优先权当然是他们的了。罗见今给我讲了许多陆家曦的故事,令人感慨唏嘘。陆老师在完全缺乏资料、缺乏交流的艰苦环境里孤独地研究组合数学,继寇克曼女生问题以后,又获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但在国内,始终是“吟罢低眉无写处”,直至1983年,美国《组合数学杂志》在同一期内以42页篇幅发表他的三篇论文,这才引起国内注意。可恨天地不仁,同年10月,陆家曦因心脏病猝发去世,年仅48岁。罗见今是陆家曦的好朋友,为陆的工作能表见于世,曾做过许多努力;他作诗悼念陆家曦,我记得其中两句:“奇骥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中学里我自己也买了不少课外书。那时中国青年、人民教育和上海教育几家出版社出过好几套中学生数学丛书,我差不多买全了,至今仍藏有多种;为丛书执笔的多有大家,华罗庚、段学复、吴文俊,等等,都曾用他们的大手笔,为中学生写过课外读物。我最喜欢华罗庚先生的小册子,《从杨辉三角谈起》、《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和《数学归纳法》。前三本与中国古代算学相关,可合起来算做一景。每一“谈起”,都以中学生的程度为起点,引领着读者拾级而上,达到一个一个新的高度:从杨辉三角谈到了无穷级数,从祖冲之圆周率谈到了连分数,从孙子“神奇妙算”谈到了同余式,结果都大大“超纲”了,但一路走来,并不觉多少艰难,倒有山阴道上花烂映发应接不暇的悦乐。

《数学归纳法》里用以表明这一方法效能的例子,能使人过目不忘,终生不忘:三个同等非常聪明的孩子,眼前有三白二黑五顶帽子,让孩子们闭上眼睛,给他们每人戴一顶白帽子,再让他们睁眼猜自己头上戴的是黑帽子还是白帽子,三人思索良久,同时猜出了答案:白帽子。问: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思考路子?学过数学归纳法,笨人也不难走这条思考路子;不知数学归纳法,要走通这条路子,得有与三个孩子同等聪明的脑子。这说明,方法可以作为聪明的替代品。像这样来诱导人学习方法,那是大师的智慧了。大师谈问题,也是分门别类的,但自有富于启发性的思想一以贯之地运营于其间,不受任何人为界限的阻挡,观点高,视野阔;与现在学校里素质其名应试其实的教学,以题型为分类标准,以熟练为取胜之道,判若云泥;前者是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后者是庸庖操刀,“割也”,“折也”。

第二界,饥者易为食,不辨菽与麦

“文革”骤起,下走的自学数学于焉终止;十多年以后重进课堂,已是而立之年,对学习数学来说,只能唱唱黄昏颂了。不久便临阵脱逃,猴入人道,去文科混饭吃了。

“文革”是书荒年代,基本上是逮住什么就读什么,数量倒也不少。大别有两类:一小说,二马列。“文革”前期,副统帅号召读马列99%应该读毛选。一位老师曾半正经半玩笑地警告过我:“像你这样,戴着副眼镜,挟着本《反杜林论》走进走出的人,就有二心之嫌。”下乡插队,军代表来视察,看到炕上有《马恩选集》,严厉质问:“为什么不读老三篇?”直到“副统帅”爆炸,读马列原著才成为名正言顺的事。那时对马列真有热情,插队内蒙古,过北京转车,逛王府井,发现一部三卷本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旧书,喜之不胜,无奈钱不够,只好怏怏离去;一年后又过京,再去原地,幸书仍在,连忙买了下来。

小说中最好看的当然数《红楼梦》。毛主席提倡《红楼梦》要读五遍,据说毛主席是向一位不大通文墨的老军人提出这一要求的,以后才传达开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老人家可真会幽默。《红楼梦》我没有读五遍,我读过两遍。看不出里面有多少反封建和阶级斗争的意思,只觉得不大喜欢林黛玉,因为太“作”,倒比较喜欢薛宝钗,因为她温婉。当时还借读过已成“毒草”的俞平伯《红楼梦考证》和一粟编集红学文章的《红楼梦卷》。对《考证》也不大喜欢,以为太琐屑,漏了感情;对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说大观园里没有坏人,痛苦、悲剧,皆是人的自作孽所致,颇能同情。至于后来迷上俞平伯的诗文,已经是不惑之年了。

那时读得最多的是翻译小说,此类书的利用率也最高,一本翻得像烂菜皮、封面封底甚至内页都有脱落的长篇,往往一两天就看完,守信用地抛给了急不可耐的下一个。如果只许举一本来说说,我首先想到的是《唐?吉诃德》。那时候已能作比较,同为精神胜利法,吉诃德与阿Q就是不一样。阿Q完全被罩在社会等级人际关系因果网中;吉诃德却真有理想和激情,以独立的精神在天人之际到处走动。阿Q摸小尼姑的头,偏要找个理由:“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吉诃德奔向森林、荒原和古堡去寻找爱情,却并不需要手里攥着一张达辛尼娅的地址。

第三界,学术警察吾岂敢,业余学问亦自喜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读的书是更多了,但读法却与以前大异,往往是眼到手到心不到,极大多数的读,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投入”,因为要“产出”。精神投入认真读过的书当然也有,略举几本,以凑“十景”之数。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在对科学的认识上,它帮助我揭去了过去思想上形成的那层“不透明的胶膜”。但在一段时间里,自己又形成对什么事情都要求“实证”的僵化思想,这其实还是我的读法有问题,不是书的问题。

熊十力《新唯识论》。因为读了一些科学哲学而厌弃形上本体论的毛病,由熊先生的这本书得到对治,我知道了生命中原有着“非知识所行境界”,生命的学问须要一种体认的“实证”。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建立了以宗教伦理动态地解释社会经济形态的学术规范,大有启发性。读这本书后不久又读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感到梁先生以“生活路向”、“人生态度”解释中、西、印文化的差异,大思路上与韦伯十分相像,当时写过一篇对两者作比较阅读的长文,十分幼稚,也未发表,但在个人思想上的印象是深的。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因朋友的鼓励调到史学研究单位后,自知不能“预流”,为了能稍稍跟上,以新进学的老童生态度读了这部大书。有一点感受:“科学的史学”是可以讲的,但却不是搬用现成的科学方法所能奏功;犹之乎胡塞尔的“科学的哲学”,与卡尔纳普将哲学问题完全套在符号逻辑模具里的那种“科学的哲学”,大相径庭。若《别传》一书,堪称“科学的史学”之典范。

近年我因写过一些批评文字,被人赐了一个“业余学术警察”的雅号。这雅号一半对,一半不对。“警察”我是不敢当也不配当的,“业余”则名副其实。术无专攻,业不专精,思想随着乱翻书而在平面上滑行,偶尔自以为铆准了几个点,却无力深入,遑论创新。至于有时候写一点批评,心态上就和读中学时喜欢对老师们作口没遮拦的评骘一样;老师的水平有高有低,有的简直是捣浆糊,混饭吃,学生虽浅薄,未必就看不出来。我愿意终生做个学生,就这样一直业余学问下去。

心中的书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杜小真,1946年生,福建人。现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

■秘密书架

□杜小真

我小时候读的第一本“字书”,是《普希金童话诗》。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是一年级的小学生,我已经不记得书是从哪里得到的,但那本书的模样,里面的故事,我至今不忘。特别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善良的渔夫和贪心的老太婆,那聪明可爱的金鱼,成为了我幼年的第一启蒙。不要总想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总欲望别人有、你没有的东西。这看似简单的真理,在生活中却并不那么容易被理解。

小时候还经常读的一本书是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我在前几年曾写过一篇小文《难忘的稻草人》,讲到这本书给我的启迪和教益。至今我还会常常想起那个为帮助别人而屡屡遭罪的邮递员,他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形象。可惜,这本书在“文革”中和许多其他“坏书”一起被装进麻袋抄走,再也没有找回。前几年,偶然看到《家庭》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又让我想到了《稻草人》。文章是叶圣陶先生之孙叶大奎写的,文中写了叶圣陶先生对子女、孙辈的言传身教,也写了他自己在动乱的时代的坎坷经历。读后唏嘘不已。

“文化革命”结束了我在中学时代形成的“幼稚”。我从法国被召回来“参加革命”,由于家庭和自己的原因,很快就从“阻碍革命者”变成为“逍遥派”。不久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到北京外语学院,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了真正的“秘密阅读”。我有一个初中时的好友在外院读留学生预备班,是学习阿拉伯语的。她经常找我聊天,有时发发牢骚。也是凑巧,她最早借给我的是梅里美的两本书,一本是《〈嘉尔曼〉和〈高龙巴〉》,还有一本是《查理九世时代轶事》(其实她也是借来的)。我清楚地记得她兴奋地对我说“太好了,看了还想看,说不出的好”。我看后的激动与感慨有过之。几年之后,我在外文书店的仓库中买到十多部法文原文名著,其中有一部前苏联出版的梅里美小说选,我想,我对法文、法国文化思想的真正热爱,应该说是由此开始。我常常对自己说,能够读梅里美法文原著,真是我这辈子的造化,此生堪称足矣。梅里美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几乎每一篇都是精品。那曲折动人的情节,散发异国情调的韵味,“多重美丽”的女性形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世俗风情,还有那由于人性和时代冲突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复杂结局,和他考究而洗练的文笔完美结合,真是有难以言说的无穷魅力。前面说的那位学阿拉伯语的好友,她的男朋友是外院对马路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生,因为军队派系斗争,被当作反革命拘禁。她从始至终“立场坚定”,铁心等他。我还记得,她怕看守认得她,就让我假装找她男朋友的“战友”,把一包当时非常希奇的樱桃辗转送到男朋友那里。我多次为自己的“勇敢”自豪(那个时候我还做过不少同样的事情),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和这位好友都在大学教书,时而会有联系,我发现虽然在流逝的岁月中我们历经命运的变动起落,但我们内心的许多东西可能会保留到生命的最后。我坚持认为,这多半因为我们都读过梅里美。可能我的朋友会忘记樱桃的故事,但我相信她一定不会忘记嘉尔曼,不会忘记高龙巴,还有马铁奥、伊尔的美神……

梅里美作品的魅力,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译本。“文革”期间读的大概是傅雷先生的译本,文字优美而又传神。后来自己读了法文本,还常常会欣赏一下中译本,也是享受。近些年来,开始有了重译本。七年前,有幸获得我先生的老师张冠尧先生惠赠《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全集》中译本,也是非常喜爱,觉得另有韵味,有很多独到的译法。比如把《双重误会》译作《阴差阳错》,确有文字背后的深切感受。张冠尧先生是北大“才子”,中法文皆极佳。而且人品、风度被很多后学奉为“经典楷模”。可惜张冠尧先生仙逝已两年有余,他的匆匆离去,让很多人一想起来就会落泪。但每次想到梅里美,看到他的赠书及其签字,又感到他和梅里美其实还留在人世间,心里又会有些许安慰。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我经常阅读的还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九三年》、《悲惨世界》、《笑面人》、《巴黎圣母院》等,每一本我都读过多次。尤其是处在那个“革命年代”,读到雨果对“革命”和历史事件场景的描述,读到他对历史命运和人的命运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展现,读到那些脱离通常意义“善恶”的人物的命运,心里常常会涌出难以名状的感触和情绪。我当年以及后来直至今天对外界人和事所持的态度,其实都是这种感触和情绪的结果。我特别喜欢雨果小说中的“旁白”议论。我在里面更多读到的是对历史、人物及其复杂情感的深刻剖析。近些年来,我常常会为自己至今仍然喜爱雨果而“难为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他的作品有些过时,也有些读者受不了他冗长的议论。而我改变不了自己心中对雨果的热爱,虽然我也知道我确实有些“幼稚”,就像我喜欢古典音乐,也喜欢邓丽君的歌。也常常为之“难为情”。但我却不能否认我心中的喜爱。我想,喜欢什么书或什么歌,往往是和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读和听有关系的。记得去年夏天到伊斯坦布尔参加世界哲学大会。世界哲学会前主席戈谢请吃饭,两位法国哲学家费拉里和布尔热瓦也在座。谈到高兴处,费拉里教授问起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最后问席间每位最喜欢的19世纪法国作家是谁。真是凑巧,记得当时绝大多数在场者,不论是法国人、中国人都选择了雨果。最后,布尔热瓦教授提议为我们共同的雨果干杯。当时我很为世界上不止我一个“幼稚”的雨果读者而感到激动。

还有一本应该提到的书是张芝联先生翻译的莫里亚克的《戴高乐将军之死》。那是在“文革”后期内部发行的一本薄书。那时候,我不知从头到尾读了多少遍,甚至有的句子和段落都能背下来。这部记叙戴高乐最后年月的传记,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感人至深。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作者对这位伟大政坛人物,杰出的国家英雄戴高乐的晚年内心世界的揭示。书是从戴高乐离开政坛开始的,他回到了洛林的柯龙贝-双教堂村,回到他早逝的爱女安娜身旁,他和他的夫人也将在这里走完人生,永远与女儿相伴。 1980底我在法国访问时,曾有法国朋友陪我去柯龙贝-双教堂村,参观了戴高乐故居(已经交赠国家)和墓地。戴高乐在此安眠已有十年。朴素的房舍,简单的墓碑,都让我想起书中的描述。记得我当时很想拍一张墓地照,刚拿起相机,就有人前来阻止,这是戴高乐家人的意思,这也符合戴高乐生前一贯的处事原则。如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已经临近戴高乐先生晚年所说的“脑子里的死者比生者多”的人生阶段,我还经常会翻翻这本《戴高乐将军之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本书中的戴高乐最让我感动,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他与安娜,与家人以及朋友的深厚亲情和友情,重亲情、友情的伟人才是真正的伟人!

第六,幼时爱读《江湖奇侠传》,五十年前书被禁,后再印出,我已不喜欢了。

我小时也爱看,特别是初中时期,这本书的整体混乱不堪,但一些内容满足了青春期的需要,特别在那个禁锢思想的年代。

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还记得有一回的题目是“×××白昼宣淫”,有一回的内容是一个女子裸身在大石板上乘凉遭偷窥。呵呵。

我对大历史的兴趣是如何培养成的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秘密书架

□孙隆基

当编辑要我推荐书单时,有无从入手之感,因为一生看过的书很多,同时也在进行将近十项研究,有些不见得是适合大众趣味的。但编者提到我庆祝千年之交的一篇文章《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的鸟瞰》,却是一言惊醒梦中人。那份应景之作是我30多年前之旧癖好的复苏:宏观式的史学思考。

我在台大念大学本部时,当时市面上有盗版书,能廉价地购得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12卷本的《历史研究》,一开卷就不能自休,认为史学家“大丈夫当如是”,当时我还给汤因比写了一封信,但在大师面前倒也不存“彼可取而代之”的非分之想。斯宾格勒从歌德的生物学立论,认为“高级文化”都是含有自身风格的有机体,其展现的生命是一千年左右,当其特殊形态发挥殆尽后,就进入僵死的“文明”阶段。汤因比宏观地把世界史化为21个文明的生命传记,他摈弃斯宾格勒的宿命论,改采柏格森的创化论,认为文明的诞生、成长、崩溃、解体皆视能否成功地回应来自环境或自身的挑战。但他说过去的文明都解体了,硕果仅存的西方亦面临崩溃的危机,其悲观论调正与斯宾格勒相同。

后来发觉自己在历史系内有给人“不务正业”的印象,待到去美国留学时,这个对历史哲学的兴趣就让位给马克思主义。此时正值1970年代美国反越战、流行新左派和“中国热”,港台留学生受其影响,出现“回归认同祖国”运动。我杂在这些人里头,原本以为找到了谈马克思主义的对象,没料到其中一些人的“向左转”是民族主义情绪性的,谈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我又变成了“不务正业”。

其时,我在美受到逻辑实证论的历史哲学训练,理解了因果律和可预测性都是一个语言问题。举例说:1605年英国发生天主教徒阴谋用炸药炸毁国会案,万一真的炸成了,其前因后果可公式化如下:

C1+C2+C3+CN

……=E在这里,C1是“火柴”,C2是“火药”,C3是“天主教徒对英国国教的仇恨”,物理学家会选择第一因,化学家会选择第二因,历史学家则会选择第三因。历来从事大历史者的毛病正是混淆了“年代学”和“逻辑时序”。后者是指不论在任何时地“因”必先于“果”的逻辑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可预测性。前者则指某一个特定时空的事件继另一事件而起。即使一个国会炸药案,其因果关系已是千头万绪,乃一个独特的、不会重现的复合体。汤、斯等人却以整个文明为单位,去寻找同步调的法则性,是对因果律和预测性的误解,并且取消了“真正的历史时间”。

经此消炎后,我的大历史热就冷了下去。但这个冷淡未免过早。近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其实是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复活。它不奢望预测未来,也不具20世纪上半期两次大战造成的文明危机感,而是把汤因比的“文明”作为一个单位加以分类,是概念性工具,用来讨论当今世局。汤、斯等人的历史哲学固然有时代局限性,但仍值得推荐:它们让读者拥有全球史的视野,而这个格局又是我那些“太务正业”的同事们缺乏的。

至于我如何写成《中国千年回顾》,因为逻辑实证论教导我避开汤、史等人的途径,遂试图把“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事件”提升为“本质性”现象,不把它们沦为某类普遍性法则的“例证”。这个尝试并非罗列一系列孤立事件,而是让它们在保留“真正的历史时间”之身份下呈现出普遍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环顾公元10至11世纪的世局,发现该时乃东北亚步上世界史舞台的时代:日本经汉化而转入本土化,今日疆域范围的韩国之形成,辽朝的兴起,皆在此时。它们刚好配合宋朝的建立,定都开封,中国的重心东移至大运河一线。同时宋人开始进入南洋,闽粤成为开创“热带中国”的前哨站。千年之交也是今日东南亚的奠基期:越南独立,小乘佛教成为中南半岛(除越南外)的文化底色,皆在此时,东印度群岛则于此时开始摆脱印度的影响,走上本土化,并为13世纪后逐渐伊斯兰教化铺路。这些变化,加上宋人之进入东南亚,就为今日的南洋奠定基础。

综观这一千年,中土亡国灭朝的契机多来自东北(包括蒙古,盖蒙古的发源地是满洲西部,属古东胡系统),中国有三分之二的时期受到东北亚民族的统治(包括金朝统治华北期间),千年首都之北京必须同时位于运河终端和东北国防线上,而失去中土的集团在海外建立流亡政权也成为一种规律,因为这个千年里已出现“华侨”,起源于北温带的中国向南延伸至赤道地带。同时,中国的向东位移,则使古代中国的重心如关陇地带沦为落后的“大西部”。

公元1000年前后的世局是“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机缘,但如果它决定了此后一千年的规律,那么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我的这个思考,多少受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启发。布罗代尔认为地中海作为一个单元在16世纪呈现稳定的结构,但他的“长时段”结构顶多是一个世纪,我却斗胆把这个“长时段”拉至一千年。这不该妨碍我们探讨自从公元1000年开始是否出现了一个新型中国。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曾提出有不断脱胎换骨、推陈出新的“中国” 之命题,许倬云师悲叹如今遭人冷落,这个悲观是过早了一点。

孙隆基,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获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等。

李强教授

戈革教授

黄春兴教授

StevenN.S.Cheung

经济学“票友”读的书

梁小民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梁小民,1943年生于山西,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清华大学EMBA项目特聘教授。有专著、译著、教科书等40种。

接到编辑的约稿信时,我刚写完《读经济学书》。在这本书中,我向经济学发烧友们介绍了50本书。内容包括教科书、经典著作、通俗读物、企业管理与文学作品。这些书都与经济学有关吗?

我原来是以经济学为专业的,但这些年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自1994年从美国回来后就深感不敢言经济学了,只能以经济学的“票友”自居。其实无论是做专家也好,票友也好,都有一个专与博的问题。记得上大学时,老师告诉我们,要在专业上有造诣,必须有广博的知识。这话正合乎我喜欢杂乱无章地读书的想法,于是就奉为圣旨,只要有兴趣,什么书都看。至今也没有改掉这个毛病。从读书中,我也体会到,这种学法恐怕是攀不上经济学顶峰、拿诺奖的。但对一个 “才不过中人”的人来说,这种学法的确受益无穷。

当然,一个人的兴趣无论多杂,总是有主线的。我读书围绕的主线还离不了经济学。学经济学应该打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读好的教科书。当年初入经济学门的时候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如今常读的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迈克尔?帕金的《经济学》。后两本书的中文本是我译的,读得当然甚为仔细。读教科书让初学者掌握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与理论,读好了终身受益无穷。一些人讲话写文章犯常识性错误,还是教科书没读好。

教科书只是入门的,要学好还必须读经典。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没有几本经典垫底,做学问就底气不足。我一直放在桌上经常读的经济学经典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通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前一段还在读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经典是一个学科里程碑式的著作,常读常新,总会给你以启发。从大学到现在,《国富论》不知读了多少遍,仍觉得没读够,经济学的经典也不少,我曾选出了50本,每个人全认真读过不容易,但总应该选几本读。我敢以经济学“票友”自居,靠的还是读过几本经典。

在我刚入经济学门时,读的都是一些严肃的著作,读得人“满脸旧社会”。以后读过一些大师写的通俗经济学读物,方知原来经济学还可以这样写,这样讲。最早读的这类读物是张五常先生的《卖桔者言》。书写得如此生动、活泼、充满了情趣,又蕴含了经济学的道理,真让人爱不释手。在国外的这类学者我喜欢弗里德曼、贝克尔和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贝克尔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都是我常读的。在华人经济学家中,香港林行止、台湾熊秉元、澳大利亚黄有光、内地周其仁的经济散文、随笔也写得极为出色。他们的书,我都买,也都读。受他们的影响,我也学着写经济学散文、随笔类的文章,好不好要由读者说了算,对我则是寓工作于享受之中。

这几年给企业家上课较多,也读了一些企业管理类的书。其实企业管理是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它可以加深对一些经济学原理的理解,并把经济学学活。我给一些学校的EMBA讲授“管理经济学”,说起来这是一门经济学的课,但没有企业管理知识也讲不好。我读的企业管理类书帮助我把原本严肃的“管理经济学” 讲活了。这类书包括《基业长青》、《差距》,包括《富甲美国》(沃尔玛创始人自传)这样的传记,也包括成君忆先生《水煮三国》这样的畅销书。当然,理论性强的《竞争策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这三本迈克尔?波特的书更是必读的。这类书现在相当多,我得到了就先泛读一下,从中选出自己认为好的再精读。有时也靠书评和朋友的介绍选书。

年轻时我也是文学青年,写过不成功的小说和诗。以后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当作家的梦没了,但留下了爱读文学书的习惯。无论是名著、畅销书,有争议的,还是挨批的,只要能找到就读。进了经济学这行以后,又自觉不自觉地戴上经济学的有色眼镜去读这些书,偶尔也从经济学角度评小说。文学与经济学是相通的。文学是人学,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思想。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左拉的《金钱》、高阳的《胡雪岩》、唐浩明的《张之洞》等都值得经济学发烧友一读。我还从《红楼梦》和武侠小说中得到不少经济学启示。

古人云:开卷有益。的确不错,只要有心,读什么书都可以帮助学经济学。前一段读了一本中国陶瓷史的书,从官窑出精品联想到计划经济,还写过一篇小文。读中国国画的历史,总感到我们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别看那些你不懂的现代美术流派不可理解,其实那是在创新,创新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马克思曾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还是一种享受。在这一点上我达到了共产主义:读书、讲书、写书,是我的谋生手段,也是我人生最大的享受。

■秘密书架 记忆中的九本书

王则柯

王则柯,浙江永嘉人,在广州长大,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致力于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工作,偶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表观察和提供意见。1981年以来,作为访问学者先后访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访问美国密歇根大学。

读而不藏,读而不录。就这么个德行,王某却硬着头皮敢于"遵朋友之嘱"道出"记忆中"的几本书,迹近铤而走险。"朋友之嘱"本来是"三至十本",王某却"用足政策"写了九本,更难辞底气不足、妄图以量取胜之嫌。

因为不藏不敬怠慢成性,王某"记忆中"的九本书,实在只持六种。写到这里,容则柯卖个关子:列位看官倘能猜中是哪五种,则柯当以拙作一册相赠。再卖一个乖:存货不多,送完为止。

一、《叶圣陶文集》

其实王某特别记得的只有在几十年时间里一直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多收了三五斗》。就对农业问题和农民苦难的观察而言,叶老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个短篇,比迄今则柯看到过的国内的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许多著述都要准确得多和深刻得多。农民太苦了。

物以稀为贵,丰产难免歉收。整体而言,这是一个规律。考察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受保护的农户的命运,不可不看《多收了三五斗》。

至于支付手段,从"袁大头"这种银本位时代的硬通货,到信用较好的中国银行券纸币,再到信用较差的中央银行券,其逻辑发展,简直连几十年以后信用最不好的"打白条"都呼之欲出。

可惜,新版语文课本已经不再收录这篇文章。

二、《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你一定可以猜到则柯想说的是其中的《小公务员之死》。俄国的一个小公务员,被安排坐在上司后排看戏,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糟了,大概有一星半点唾沫落在上司的衣服上。从此他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忧郁而死。

除了作者读者,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公务员的委屈和苦心。

现在出版繁荣,有人把这个短篇重新译出,题目叫做《一个官员之死》,收集在什么《契诃夫文集》中。啊,冠冕堂皇的"出版繁荣",究竟是怎么回事?

三、《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美国克鲁格曼著。因为在一片为东亚叫好的声音中独具慧眼准确预言东亚金融危机,克鲁格曼声名鹊起。他说,整个世界的主流经济学都在对付通货膨胀,现在必须对付相反的问题。他给衰退已经10年的日本开出的药方是:印钞,减税。他说:"只有坚持通货膨胀,日本经济才有可能走出困境。"

克鲁格曼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依据华裔粤籍美国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刘的结论是:"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持。此说一出,招致普遍批评,马哈蒂尔尤其恼火。不过,科学并不是以讨人欢喜为目标的营生。

四、《爱因斯坦文集》

除了婉拒出任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统以外,王某还记得爱因斯坦告诫说:"愚蠢的人不可战胜。"

则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偶尔有一天时间的机会得以翻阅"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这个中文版本,具体出版年月和出版社,都已经忘记。但是上述三点,却一直牢驻于心,足证开卷有益。

1998年夏天则柯到柏林洪堡大学听会,在一个讲演厅的入口处,看到一块铭牌,上面记载爱因斯坦当年在这里演讲的一段开场白:"你们一些人今天跑到这里来只是想看看爱因斯坦是什么样子。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可以走了。"

记住,愚蠢的人不可战胜。

五、《1957年的夏季》

朱正著。正如该书副题,它叙述1957年的夏季如何"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不乏阴谋阳谋的种种记事。

六、《陈寅恪的最后贰十年》

陆健东著。素材之取舍自然见仁见智,材料可料基本真实。有人抱怨为什么翻出老账,更多人庆幸在加工包装之前,另类版本已经面世。

至于感情成分太重的地方,读者自己会有判断能力。

七、《苏格拉底的审判》

美国斯东著,董乐山译。文曰:"古代雅典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以后也很少社会可以与之媲美。"可是,倡导民主生性狂妄的苏格拉底,却在这个社会因言获罪。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

希腊精神,罗马传统,值得我们辨识品味。

八、《林海雪原》

曲波著。不怕看官见笑,虽然忝出"书香"之家,但是直到在"大炼钢铁"的狂热和在游泳池畔的环境中读完高中,《林海雪原》是则柯能够从头到尾读完的惟一的长篇小说。书写得怎么好,王某讲不出道理,因为他在中学时代就写不好"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但是一本小说能够把总是读不完一本书的顽童也吸引住,应该有它过人之处。

1982年在美国,一位对美国文学颇有心得的朋友向则柯介绍一本美国小说时形容说,那本小说"就像《林海雪原》那样吸引"。首次见面,只此一句话,王某仿佛遇到知己。

九、《吴敬琏》

柳红著。当一个人的命运能够和国家的苦难和中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的厚爱。难得的是,这本评传还为读者提供了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政治层面一些剪影。

拙忆何敢献丑?只是借此给自己一个机会而已,以期方家和读者正之。丑不丑总要见公婆,哪怕是记忆。于是,内心平静。

我的秘密书架:必须沉默不语

何 帆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看图识字》。从那之后,在不知不觉之间,读书和写字逐渐成为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文字的树林里面,我寻找的是思想的蘑菇。和蘑菇一样,最艳丽的思想可能毒素最多。每当我感觉自己思路敏捷、快如闪电的时候,总会暗暗担心,是不是因为嗜好蘑菇,在未能察觉的情况下,毒素已经破坏了我的神经中枢。

上个世纪80年代,我还只是一个中学生,但是已经过早地迷恋上了思想。我做过的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就是把父母给我的中午吃饭的钱省下来,饿着肚子去买书。要不然,我肯定会长得高大魁梧,人见人爱。我看一个疯子的书,那个疯子叫尼采。疯子的书必须疯狂地看,我站着看,看完激动地在房间里转圈,效果和已经发疯了差不多。我收集每一本《读书》,阅读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把哲学、社会学、法学的文章全部当作诗歌来阅读。糟糕的是,当时就有那么一批作者,像周国平啦,赵鑫珊啦,就是这样一种文风,令我如受电击,无法自拔。

应该是读到罗素的时候,简洁而平实的逻辑如同清水洗掉了浮华的辞藻。我读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后来,在研究生院的时候,一位学哲学的同学睁大了眼睛问我:“你怎么能看这么浅显的东西!”没有办法,简洁的逻辑和浅显的文风从此成了我衡量好坏的标准。真的,我看不懂所有晦涩和复杂的东西。我还要感谢一个用斧头劈死自己妻子的诗人和另一个要靠女朋友打工供养自己的诗人,要不然我很可能会上当受骗,变成一个和他们为伍的家伙。我漫无目的而又如饥似渴地读书,慢慢地觉得,像修道士那样单调而虔诚的生活才是我想要过的。

进大学学习经济学完全是一种偶然。就在高三的时候我还在梦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在我看来,破译死语言那种猜谜语式的学问才是纯粹的学问,不带任何功利心的学问。读国际贸易专业不过是屈从于父母的意志,是我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我们院长倒是对我青睐有加,专门把我找过去面授机宜。他说:“看来你比较适合做学问,但是你要打牢基础,这样,《资本论》一共是三卷,加上《剩余学说史》一共是四本,你大学有四年,恰好一年啃一本”。我果真一页页地攻读《资本论》,到一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我的第一卷《资本论》也快读完了。有一天在图书馆里闲逛,看到一本海南卫生学校编的政治经济学讲义,天啊,居然比我概括得还要清晰完整。我仿佛在屋子里走迷宫走得兴致盎然,到屋子外面被冷风一吹,全都醒了。幸运的是,我还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要领悟经济分析的优美结构,仅仅需要有逻辑感,和能够对于经济学这样的思维体系竟会对整个世界上亿万人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感到惊奇。”这段话出自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句话使我深受感动。于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不停地学习经济学。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张宇燕教授信手在一张稿纸的背面给我开了一个书单,记得有《老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等等。熟悉经济学的朋友们会知道,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学习方法,因为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需要进行的是关于技术的训练,即不停地做习题,而精读原典完全是人文学科的传统。我所缺的关于技术的训练,后来到了博士阶段和到美国进修的时候,才无比狼狈地恶补了过来,不过,我仍然庆幸自己浸淫经典、物我两忘的那段修炼。

在去美国之前,我极为服膺芝加哥学派,弗理德曼、斯蒂格勒、哈耶克等让我激赏不已。芝加哥学派最大的特点是把最简单的武器发挥出最大的杀伤力。它的浓郁的自由色彩更是增添了叛逆的浪漫气氛,至少对于很多中国少年是这样。到了美国之后,我才渐渐地领会到,如果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只有一个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并不是“laissez fair ”,而是“it depends”。指南针能够告诉我们方向,但是在旅途中,除了告诉我们方向之外,它可能一无所用。使我们知道目的地是在南方,但是通向南方的道路上有山冈,有河流,我们可能必须沿着河流前行,并且暂时地折向北方。左有左的激情,右有右的纯真。那是段左右逢源的幸福时光,既读罗尔斯,也看诺齐克,上午听曼昆,下午听罗伯特.巴罗。年少轻狂的心态到此才彻底一变。我的思想经历是,一个人不经历过一些偏激,不做一回“愤青”,无法真正地回归中庸。

读书的边际收益最大的时候可能是看日历或是读药方,到了边际收益已经很低的时候才是为了做学问。回顾自己借着书本摸索人生的历程,我不能不向金庸的小说致敬。和金庸的小说邂逅,也算是时代的宿命。我们这些生于70年代的人是很可悲的,在学校和家庭里被灌输的道理,在社会上无一不被证明是错误的。错得完全颠倒、甚至错得别有用心。在碰壁的痛苦之后,我们所能感谢的竟是金庸。毕竟,在那个谎言的年代,他用武侠的外衣,为我们暗中运输过来民间和传统的道德。在金庸的小说里,我们才知道了什么是兄弟间的义气,什么是江湖上的正义,什么是刻骨铭心的爱情。蓦然回首,那些荒诞之中竟然都是人生的真实。不止一位朋友跟我提起,当他们面临生活中的困惑和艰难选择的时候,仍然会翻开金庸的小说去寻找对人生的暗示。

渐近中年,读书的心境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在我的手中,每月至少有数十本书哗啦哗啦地滚过。有道是“万花丛中过,叶落不沾衣”,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艳遇般的阅读。我可以为你开列一个长长的书单,告诉你每本书的魅力和风韵,但是那些爱情般的阅读已经不再会有了。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蜕变,因为曾经读过的书必须忘记,曾经相信的真理必须放弃,写过很多字说过很多话之后必须沉默不语。

我的朋友钟伟预言,像我这样的人将来肯定得老年痴呆症。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衰老而疲惫的我就能坐在海边,望着硕大的落日慢慢沉到海平面之下,露出幸福而白痴的笑容,不仅心驰神往。

薛兆丰推荐经济学阅读书目

2004年3月31日星期三

不断有朋友要求推荐经济学的阅读书目。想了很久,决定用以下方式给出暂时答案。永远没有完美答案,也没有人看了这个书目会亦步亦趋。但有答案总比没有答案或沿用过时的答案好。

请注意,不管是哪种套餐,标注的时间都是按照能流畅阅读中文和英文、每天有两到三小时空闲的情况作估算的。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阅读能力延长估算。例如我自己的英文阅读速度,就要比标注时间长约百分之三十。

另外,各套餐之间是独立的,选了这种套餐,就不必非得选择另外某种套餐。经济学跟任何一种学问一样,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越读收益就越小,除非你的兴趣越来越大。

类型一:适合希望经历经济学头脑风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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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101:一周业余时间+无限次思考

书名:《经济学的争议》,薛兆丰著

获取:1、当当网上书店;2、各地新华书店;3、StevenXue.com在线阅读

说明:针对大陆读者思维定势,取材具代表性,态度严肃,观点纯正,文字简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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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102:两周业余时间(英)+无限次思考

书名:Economics in One Lesson,Henry Hazlitt

获取:Amazon.com

说明:经典好书,风行半个世纪,理想的中学经济学教材,但大陆中文版翻译劣。

类型二:适合希望较全面掌握经济学原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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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201:四周业余时间+无限次思考

书名:《经济解释》三卷本,张五常著,

获取:1、StevenXue.com下载阅读;2、香港各大书店;3、商务网上书店《卷一》、《卷二》、《卷三》。

说明:全面剖析经济学精粹,并体现作者对经济科学的深刻理解和贡献。注意不是商务印书局发行的易宪容翻译的同名文集,千万不要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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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202:十二周业余时间(英)+无限次思考

书名:Exchange & Production, by Alchian and Allen

获取:Amazon.com中的二手书店

说明:系统的教科书,观点纯正,说理耐心。掌握课后习题,使人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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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203:八周业余时间(英)+无限次思考

书名:Basic Economics, by Thomas Sowell

获取:Amazon.com

说明:可靠的作者,全面而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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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204:十五周业余时间(中英)+无限次思考

书名1:Exchange & Production, by Alchian and Allen

获取:Amazon.com中的二手书店

书名2:《经济解释》三卷本,张五常著

获取:1、StevenXue.com下载阅读;2、香港各大书店;3、商务网上书店《卷一》、《卷二》、《卷三》。

说明:师徒两人结构非常接近的著作,前者全面而耐心,后者深入而锋利,结合读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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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205:三十五周业余时间(中英)+无限次思考

书名1:《经济解释》三卷本,张五常著,

获取:1、StevenXue.com下载阅读;2、香港各大书店;3、商务网上书店《卷一》、《卷二》、《卷三》。

书名2:Price Theory, Jack & David Hirshleifer

获取:Amazon.com

说明:Jack Hirshleifer也是张五常的老师,他的Price Theory是国外高年级本科生的经典教材,有大量图表公式,技术细节过多,但可有效帮助理解《经济解释》中关于图线的评论。

类型三:适合不求全面、只求精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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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301:一周业余时间+无限次思考

书名:《利息理论》,费雪著,陈彪如译

获取:新华书店或图书馆

说明:费雪出了这本书后,利息理论似乎就无须再讨论了。好像亚里斯多德讲了三段论以后那样。人类的思想进步中,类似的转折点并不多。翻译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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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302:一周业余时间+无限次思考

书名:《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秋风译

获取:1、各大图书馆;2、与思想评论网站联系

说明:驳斥流行谬误,精彩犀利,翻译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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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303:两周业余时间(英)+无限次思考

书名:Capitalism and Freedom, by Milton Friedman

获取:Amazon.com

说明: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宣言,可惜中文版本翻译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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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304:十五周业余时间+无限次思考

书名:《人的行为》,米塞斯著,夏道平译

获取:商务网上书店

说明:市场经济理论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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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305:十五周业余时间(英)+无限次思考

书名:Human Action, by Ludwig von Mises

获取:Amazon.com

说明:市场经济理论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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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306:二十周业余时间+无限次思考

书名:国富论,斯密著

获取:各大新华书店或网上书店

说明:经济学的第一本巨著,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定下框架。有最近翻译的中文版,翻译上佳。

类型四:适合希望精读《经济解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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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号401:二十五周业余时间(中英)+无限次思考

书名1:《经济解释》三卷本,张五常著,

获取:1、StevenXue.com下载阅读;2、香港各大书店;3、商务网上书店《卷一》、《卷二》、《卷三》。

以下均为文章名:

Friedman, Milt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pp. 3-43.

Nagel, "Assumptions in Economic Theory," AER, , pp. 211-19.

Stigler, George J. and Gary S. Becker.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t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 76-90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ER, , pp. 347-59.

Friedman, "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 in JPE, , pp. 463-95.

Stigler,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PE, , pp. 213-25.

Hayek, Friedrich,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ER, 35, , pp. 519-530.

Wicksteed, Philip H.,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Economic Journal, , Vol. XXIV, pp. 1-23

Alchian, "Costs and Outputs," in The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by M. Abramovitz .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 .

Cheung, Steven N. S.,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83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LE, , pp. 1-44.

Alchian,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PE, June, 1950.

Alchian and Kessel, "Competition, Monopoly and the Pursuit of Money," in Aspects of Labor Economics.

作者:桃源渔父 回复日期:2005-10-25 22:45:55

余英时先生

应该是读到罗素的时候,简洁而平实的逻辑如同清水洗掉了浮华的辞藻。我读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后来,在研究生院的时候,一位学哲学的同学睁大了眼睛问我:“你怎么能看这么浅显的东西!”没有办法,简洁的逻辑和浅显的文风从此成了我衡量好坏的标准。真的,我看不懂所有晦涩和复杂的东西。我还要感谢一个用斧头劈死自己妻子的诗人和另一个要靠女朋友打工供养自己的诗人,要不然我很可能会上当受骗,变成一个和他们为伍的家伙。我漫无目的而又如饥似渴地读书,慢慢地觉得,像修道士那样单调而虔诚的生活才是我想要过的。

__________

除了最后一句,呵

“我看不懂所有晦涩和复杂的东西。”

要多少好东西才能造就一个人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秘密书架

□崔卫平

与很多朋友不一样,我小时候懵懵懂懂,老师上课听不懂。按照小学毕业时我在班上成绩的排名,大学是很难考上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放了我一马。在哥哥姐姐从外面找回来的杂七杂八的书当中,我最偏爱的是一套1958年的《民间文学》月刊,12个月共12本,一本不多一本不少。其中有飞禽走兽、奇花异木,有鸡鸣狗叫、河边院落,男人在山上砍柴,在田里播种,女人在家门口晾晒衣服,对着河水梳理她们漂亮的长发。会唱山歌的穷人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就把财主老爷气死了。姑娘和小伙子们一个比一个还要聪明灵秀,身手矫健。

这样的故事使得一个孩子觉得周围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及至后来在女儿的启蒙问题上,我坚持民间故事为主,《格林童话》是她的识字课本。19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意大利童话》、《德国童话》、《北欧童话》、《非洲童话》、《亚洲童话》等,与幼小的女儿一道,我把这些全都看了。称之为“童话”其实有所不当,因为需要把由一个民族经久耐磨的那些传说,与文人创作的道德故事区别开来。这些阅读经验使得我对于捷克人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王小波的小说以及新近出版的那位波兰怪人贡布罗维奇的小说《费尔迪杜凯》,都报以热烈欢迎的态度。

少年时期读过的影响久远的一本小书是《嘉尔曼》,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单行本,封面带细小的褐色花边的那种。很长时间内,我并不知道梅里美的《嘉尔曼》与歌剧《卡门》之间的联系,记忆中的《嘉尔曼》仿佛是一个为我独享的特殊故事,是我精神的秘密出生地。“非典”那年我把这篇小说重新看了一遍,才发现与自己的印象大不相符。我记忆久远的嘉尔曼是一个身着红衣的娇小女孩,她与强盗在一起是因为她与正义在一起,路遇不平时她第一个拔剑相助,横刀立马,飞墙走壁,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谁也无法阻拦她。至于她的背叛、她在爱情上的经历,我竟没有半点印象。很可能,“嘉尔曼”这个形象与我看过的别的什么东西混淆起来了。比如1960年代有一出歌剧叫做《红灯照》,其中的演员都是身着红衣、头戴红巾的,那是一个关于义和团女战士的故事。我暗自觉得,嘉尔曼这个女孩,照亮了我的前生前世。

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形而上学时期。年轻的生命丰沛饱满,所见到的世界也是那么晶莹完整,充满含义。对于阅读来说,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在需要的时候,就有适当的东西出现。1970年代初上海有一本杂志叫做《学习与批判》,有一期竟然全文登载了当时在美国走红的一位飞行员的小说《海鸥乔纳森》,讲的是一只海鸥放弃仅仅是寻找食物的活动,一心一意追求尽善尽美的飞行,不顾同胞的奚落嘲笑。这篇原本是用来大批判的材料,成了我如饥似渴的吸收对象。此时的生命正好需要那样一个高度,需要冲破所有的云层,来到一个纤尘不染的高空,追求圆满无缺。我得承认形而上的倾向是我生命的底色之一,很长时间之内,柏拉图、济慈、雪莱、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始终盘旋在我的头顶上方。柏拉图关于灵魂的马车在天上观看美丽景致的巡游,我觉得那是最动人的诗篇。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本小说,黑塞的《纳尔奇斯和哥尔德蒙》,其中写两个少年,一个是感性的、艺术的,另一个是理性的、形而上的,那是灵魂飘香的季节才能得到的高贵馈赠。

1980年代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方现代派。也许可以说,对于战后不久出生的我这一代人来说,精神历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独特的事情,就是接触并参与到现代主义的经验中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开始陆续推出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给了人们很好的窗口。最早读到艾略特、叶芝、庞德都是在这个版本中。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包括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都在其中。我尤其应该感谢中国社科院陈琨先生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这本书提供了如何理解西方现代派最早、最全面和最严肃的立场。与此有关的另一本书是台湾陈鼓应教授领衔翻译的《存在主义》一书,通过它我才读到了克尔凯郭尔的一些片段,印象至为深刻。同时我在电影学院观看比如伯格曼、法斯宾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感性上觉得比较趋近。现代主义的经验对于一个人经久不散的影响在于:此后对于任何将经验打磨得十分光滑、因为光滑而变得廉价的作品,变得极为敏感和反感,这足以奠定一个人终生的审美倾向。

1988年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应该有浓浓的一笔: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到这时候才读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并认真写了文章。读陀氏的这本小说对于我是一个换血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论掌握了怎样的时代最强音,他都没有一点比他的其他人类同胞优越的理由,他不应违背最基本的人类良知;比较起种种不同的救世方案、高谈阔论,俄罗斯大地上的积雪、那些泥泞的道路,风雪的夜晚死在街头的人们更为值得关注。接着我又读了《卡拉玛佐夫兄弟》、《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成功地帮助我完成从一个高音区降到一个低音区的转变。同样参与这种转变的,还有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相信1988年底之前读完这部小说的人,在不久之后的社会动荡中,多少都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1989年之后我读了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一系列著作———《秩序感》、《图像与眼睛》、《理想与偶像》、《艺术发展史》、《艺术与人文科学》,这批书与我此前接触得比较多的德国或俄国的理论书籍完全不一样。贡布里希这位被誉为“二十世纪的苏格拉底”的睿智人物,他的观点建立在丰富浩瀚的艺术史资料基础之上,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许多当时被描述为石破天惊的事情,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所做的小小变动而已。对于从小接受喧闹的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艺术观的我们,吸收这样的观点,无异于啜饮一股深深的清泉,让人变得安静。他的那种处变不惊、娓娓道来的语气,蕴涵了一种真正平和、平等、宽容的精神,成为我的又一个秘密发源地。阅读贡布里希的著作,同时是培养一个人建立恰当的事实感的过程。在一种大而无当的叙事背景下,我们习惯沉湎于概念,而不是叫出周围事物的名称;习惯于抽象地谈论概念之间的转换,而不是自觉接受来自事实的限制。有关事物的名词或名称,是我们最为陌生的东西。我们的失语经常来自无法称呼周围世界,被“物”所遮蔽。也是在1990年代初,卡尔?波普尔的几本书《历史决定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才知道这个波普尔和贡布里希是多年的老交情。我还喜欢上个世纪初一位叫做克莱夫?贝尔的英国人的两本小书:《艺术》与《文明》。

有一段时间,黄梅先生与人合译的《伍尔芙随笔选》是我的“枕边书”。每天写作之前都要看上几眼,仿佛是一种私下的仪式。其中许多段落都能一口气背下来。实在不乏这样的情况——许多女性拿起笔来只是吐露自己的心声,发泄个人生活的不平,而伍尔芙相反,她写作是因为她要描绘和参与塑造这个世界,用一个以语言为材料的精神世界和实际世界相匹配。伍尔芙是少有的拥有写作抱负的那种人,她对写作的热忱、自律和献身是罕见的。我真正从伍尔芙那里“偷”来的是她的长句子。有朋友说看我的文章,像在电影院里隔着几排座位和遥远的前面的人打招呼,以为我说到了别的地方,其实半天没有挪窝子。这个本事是跟伍尔芙学来的。我喜欢她的这种写法,当一个动机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之前,紧紧盯着那个源泉,直到它放出水来。我另外心仪的女作家还有: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法国小说家尤瑟纳尔和美国诗人狄金森,我仰慕她们作品中那种清晰和练达的智慧。同样拥有写作上抱负的还有波伏瓦,但是因为写作,她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是我不喜欢和所要警惕的。

我读汉娜?阿伦特的时候,正值个人生活的危机,尤其需要一种克服虚无主义、超出个人视野,重新回到“世界”中去的那种力量。阿伦特从犹太人的个人处境进入对于极权主义的普遍思考,从海德格尔的“林中空地”转变到五光十色的公共世界,她用个人的痛苦浇铸出保卫这个世界的城墙。《极权主义起源》、《人的条件》、《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种个人言说,然而是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那种。阿伦特的活力在于她超出现有政治格局来谈论政治,把政治放回到人类生活的源泉中去,拓宽了政治的疆界,重新激活了叫做“政治”的那个东西:一方面,政治建构应当以人类生活为基础,人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政治建构所提供的空间也应该是丰富多元的;另一方面,只有在人类生活中具备的东西,才能反映到政治建构中去,比如对话、比如公共言谈。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的思考范围主要在“政治之前”,她是政治性地思考而非直接介入现实政治的思考。在有关公共领域、现代世界中的政治行动方面,台湾钱永祥先生的《纵欲与虚无之上》,我以为是中文世界所能找到的最好表述。

接触瓦茨拉夫?哈维尔是一个偶然。在一个不经意的机会翻开哈维尔的著作之前,我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哈维尔的人存在。但是很快我被哈维尔深深吸引,因为他所洞察和描述的,正是我们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结构和形状,是我们精神上的痛感和道德生活中的危机。一个人会因为无法理解和表述周围的环境而感到晦涩气闷,哈维尔的描述将人们从某种失语状态中解放出来——从价值的源头出发,他提供了所处环境的一种结构性描述。在试着翻译的过程中,所获得的那种精神上道德上深呼吸的感觉,是任何别人所不能代替的。我始终觉得,哈维尔不是我们前头的大师,不是英雄圣徒,而是我们休戚与共的兄弟和伙伴。《哈维尔文集》是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

呵,搞艺术的果然提到贡布里希。。

》当然,最能体现罗马精神现当代风貌的首推美国。西方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精神带有强烈的罗马影响的烙印。“罗马的荣耀、权力与美德”激起美国制宪之父的无限向往。“罗马的榜样给了美国人民试图建立一个均衡的大陆共和国的勇气……而罗马堕落为专制主义以及后来英国的堕落为美国提供了令人恐惧的警示。”

但是,罗马帝国的穷兵黩武和贪婪的物质感官追求也被美国继承了,故美国是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双重继承,因此,不少历史学家称当代美国为“新罗马帝国”,尤其是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以后的美国。

几本关于公共伦理的书

南方周末

秘密书架

徐贲

徐贲,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和《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即将出版)。

不少关心公共生活伦理的读者不一定读得进条分缕析、面面俱到的道德哲学著作,也不一定对道德劝善或公民手册有兴趣。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读者。以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我建议不妨试着读一读另一类讨论公共伦理问题的书,如博克(Sissela Bok)的《撒谎》(Lying)和《秘密》(Secrets),霍耐特(Axel Honneth)的《争取承认:社会冲突的道德规则》(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古丁(Robert E.Goodin)的《保护易受伤害者》(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和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正派社会》(The Decent Society)。博克的两本书被人称赞为“有社会用途的哲学”,这个说法也可以用作对这一类书的概括。它们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某一个实实在在的伦理问题入手,没有一般伦理哲学的繁缛奥涩。看上去谈的问题不大,但以严肃的哲学思考同时包纳哲理智慧和公共生活关怀,以松散灵活的论述结构给读者留下许多自己生活世界的经验思考空间。

它们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从反面的日常生活经验(被欺骗、被隐瞒、被伤害、被排斥、被羞辱)去设想一种与此不同的社会规范(诚实、信任、保护弱者、承认、宽容、尊重等等)。这种以反说正的社会批评用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语言把道德讨论得更加具体,更加贴近现实。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中人们看似零碎的被伤害经验为社会和政治伦理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对象,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反面道德经验也可以对社会变革和社会自我建设有推动作用。

博克的《撒谎》和《秘密》可以放在一起来读,正如博克所说,一切谎言都需要保密,但并非一切保密都是为了欺骗。《撒谎》提出的基本伦理问题是,人什么时候可以说谎?《秘密》提出的问题则是,什么时候可以不将实情告知他人。说谎和不透露实情是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个人行为,但更是公共生活秩序和体制的常见问题。她所指出的谎言和保密对公共生活的危害,值得注意。社会机构(包括政府、公司企业、媒体、大学等等)中的谎言和不民主的保密会对公共生活的信任机制造成难以挽回的破坏,“信任和诚实乃是珍贵的资源,滥用破坏,则再难复元。”一个处处保密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在民主社会中,知情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公众应当知晓各种机构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不民主的保密使得少数人通过对信息的独占扩张自己的权力、损害他人利益,也使得公众舆论难以对他们进行有效控制。保密甚至可以成为一种随意罗织罪名的压迫手段。越强调保密,就越想了解人们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事情,也就越不能容忍“私人秘密”。结果人人害怕被别人告密,社会充满了猜疑和不信任,成为一个毫无凝聚力的犬儒社会。

霍耐特的《争取承认:社会冲突的道德规则》是哈贝马斯推荐过的一部社会哲学著作。在霍耐特那里,哲学意义上的完整的人是以每个人应有的各种承认来界定的,承认就是不排斥。以任何形式被排斥的人都是无法形成完整自我意识的人。承认有三种主要社会形式:爱、权利和团结。在一个好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从爱或亲密关系获得“感情的承认”,从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和同等尊严关系获得“法律的承认”,从群体成员间的价值共同体关系获得“团结的承认”。这三种承认所形成的个人自我意识分别是自信、自尊和自豪。

在公共生活中,人之所以离不开承认,不只是出于利益考量的相互合作,而更是因为人的自我意识(“我是谁”)本身就是社会性存在的产物。霍耐特深受美国人类学家米德的影响,在米德那里,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我用你的眼睛看我自己”的结果。我和别人的人际交流越广泛多样,我的自我意识就越精细复杂,我个人的自我意识越敏锐,社会性人际关系对我也就越重要。越是一个好社会,人们的生活越具公共性,越是一个不好的社会,人们就越是疏远公共生活,退缩到孤独自我之中。仇恨、歧视、等级差别、剥夺权利、把人当二等公民或根本不当人,各种社会排斥行为造成的伤害不只是针对个人,而且更是针对整个社会。缺乏承认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公共社会。

《保护易受伤害者》强调不伤害弱者是好社会的基本原则。“社会弱者”并不只是一个用所谓“客观”经济或社会指数就可以限定的观念。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弱者,因为每一个人在一定人际关系中都可能成为易受伤害者。避免伤害弱者,保护弱者因此成为与每一个人有关的公共生活道德规范。每一个社会中都有一些人比一般人更容易受到伤害,社会因此也就对这些特别弱者负有特别的保护责任。

在公共人际关系中,不只是做什么(有行为)有可能会造成对他人伤害,不做什么(行为缺席)也有可能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如果你在沙漠里遇见一个没水喝的人,你又有多余的水,那么,由于你能决定是否给那个人水喝,那个人成为一个仰仗于你的弱者。社会中的弱者、贫困者、受权势欺侮者、残疾者、年老无助者,造成他们伤害的往往不只是某些个人的行为或无行动,而更是集体的无行动。马丁?路德?金说过,“造成我们时代最大的罪恶是大多数人的袖手旁观,而不只是少数人的残暴。”承诺、契约、职业道德和友谊由小范围特殊人际关系逐渐扩展为具有普遍公共社会意义的人际维系形式。在公共社会中和在小范围特殊人际关系中一样,禁止伤害弱者具有其他道德禁令无法替代的根本原则意义。

《正派社会》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另一种负面经验作为公共伦理焦点,那就是羞辱。正派社会不羞辱任何人,这是针对制度而言的,“文明社会里,社会成员相互不羞辱;正派社会里,制度不羞辱人。”羞辱是“任何一种行为或条件,它使一个人有恰当的理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这是“规范”意义,而非“感觉”意义上的羞辱。一个有理由感觉羞辱的人不一定真的就觉得羞辱。另一方面,一个人觉得自己受到羞辱,但又未必就必然有正当理由。是否有感觉羞辱的理由,这是一种社会共识,并不只是个人想法。即使在受羞辱者本人并不觉得遭到羞辱的时候,社会其他成员仍然可以有理由觉得如此。

一个社会对羞辱的共识越强,它就越正派。贫困和极端的物质匮乏可以使某些贫困者感觉麻木,不在乎以自尊换取施舍(如以乞讨为业者),但是社会其他成员仍有理由捍卫这些贫困者的自尊。决定一个社会贫困共识的不是最低收入标准或者物质满足方式(如社会救济、慈善帮助、乞讨等等),而是如何设想一个起码的做人条件。马格利特就此写道,“贫困并不是以收入分配来定义的,贫困是一个社会关于人最低生存条件的概念。最低生存条件指的是起码要满足哪些需要才能过上一种算是人的生活。一个社会把这个标准订得越低,把人也就看得越低。”对于设想正派社会,“不做什么”要比“做什么”来得重要。从道德上说,抑恶比扬善更为紧迫。从逻辑上说,伤害的坏处是直接的,善行的好处是间接的。从认识上说,伤害比善行更容易辨认,这就像生病总比健康显见一样。这些道理适用于任何形式的社会伤害。

公共伦理要求不欺骗、不排斥、不羞辱和不背信弃义,因为一切好的社会都是从不做这些事情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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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的人分享更多的选择机会

南方周末   2005-10-27 12:14:47

■秘密书架

□冯兴元

同样一本书,不同的读者可以获得不同的感受。记得我在拜读和译介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达仁道夫的《现代社会冲突》一书时,让我感触最深的首先是其所谈及的一种生活哲学: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最好有意思,又重要,前者对于自己而言,后者则对大家而言。

对于到底做什么事情才是既有意思和又重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又会因人而异。我个人的偏好是做学问。虽然辛苦,却自得其乐。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就是这个道理。有些人可能对做学问望而却步,甚或嗤之以鼻,也在情理之中。一个伟大的社会,就是要让个人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更多的选择机会。这也是达仁道夫向我辈所传达的另一远见卓识。

人们对什么事情有意思、什么事情重要的看法和感知大相径庭。人们所表露的是个体层面的偏好。这种个体层面的偏好因其异质性而难以整合为整体层面的偏好。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奥地利经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还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在研究和分析方法方面,都坚持奉行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也就是说,把任何事物还原到个体层面来看待和分析,反对用“集体”的偏好来取代个人的偏好。对于他们,“集体”的偏好往往只是少数掌权者的偏好。这种分析理路尤其表现在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和《人类行为》以及布坎南的《同意的计算》和《宪政经济学》等著作中。根据米塞斯,私人产权和市场开放是一条通往自由与繁荣的国度。而私人产权和市场开放无疑为最大部分的社会成员提供了最多的个人选择机会。布坎南的论述重点是“宪政”和“限政”。他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对政府要施加几个层面的规则限制:比如在财政规则层面、宪法规则层面,以此力求维护“个人的公共选择”,而非“集体的公共选择”。对于布坎南,现代社会的公共选择应该是在个人层面发生的,而不是在集体层面。诚如波普尔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著作中所言,每个人面对个人的决定的社会属于开放社会。这种社会给每一个成员都开放多种多样的机会。

不同流派的名家,对于同一论题,其观点各有异趣,遥相呼应。这些观点都是在明确或者隐含地给定了不同的约束条件之后才提出的。正因如此,这些理论不等同于真理本身,而是充其量逼近于真理。著名哲学家波普尔在其《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里指出,人们不能把握真理,只能逼近真理,而逼近真理的途径就是不断的试错过程。人们需要从错误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的确,没有人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全知全能的“哲学王”。即便信任是人生交往的基础,怀疑甚至质疑则是学术精神的命门。比如米塞斯有关市场开放虽然导致垄断,但是只要有市场开放,垄断的产生也是效率的结果,即使产生了垄断,它也不会持久存在。这一真知灼见的可能政策意蕴是,我们不需要反垄断法。但问题是,一旦垄断形成,即便存在市场开放,垄断者仍可能通过滥用市场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得消费者蒙受低量高价供给之苦。在这种情况下,可对上述可能政策意蕴提出质疑,因为现代竞争法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它一方面阻止市场权力的形成,另一方面严禁拥有市场权力者滥用其市场权力;它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解除垄断之苦。德国弗莱堡学派领军人物欧肯就坚信要建立和维护一个竞争秩序。德国1957年颁布了《反限制竞争法》,这部法律由此成为德国的经济宪法,成为德国成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志。

话说回来,米塞斯有关开放市场的见解是令人信服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其著作《法、立法与自由》和《致命的自负》里论述了市场作为“自发秩序”和自由企业制度作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诸种迷人特点。他的见解可以用来印证米塞斯的洞识。

市场开放、自由企业制度和“限政”为一个社会中最大部分的个人提供了最多的选择机会。但仍然有一部分人属于处于社会不利地位者。对此,德国首届总理艾哈德提供的药方是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他坚持要把市场经济与社会平衡相结合。他1957年在其《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提出要做大社会产出这块大蛋糕,惟有如此,每一个人才能分得其中更大的一块。因此社会再分配尽管重要,却是有限度的。切不可头尾倒置,杀鸡取卵。这也是弗莱堡学派的信条,属于布坎南在其《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所指的“原则政治”。德国后来的现实政治的发展,偏离了这一信条,庞大的社会福利网成为其最大的包袱,从而陷入了“利益政治”的泥潭。对于我国,这无疑是一种警钟:应该从一开始就要严加警惕,为社会再分配确立一些基本的原则和规则框架。真正的财富创造来自于市场和自由企业制度,来自于最大部分的个人能够获得和利用最多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来自再分配。



留个名字吧

罗志田:近年翻译较多的博尔赫斯著作以智慧见长,颇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喜欢参加辩论和接受媒体采访者尤可多读,因其中不少类似“脑筋急转弯”的思路(层次当然较高),应付媒体至为合宜。

什么样的智慧能够让我们这些媒体记者们自觉:自己只不过是时代的娱记,且不够狗仔,八卦的技术含量也低。

读过多遍的书

赵汀阳

赵汀阳, 哲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1961年生, 广东汕头人. 主要著作: <论可能生活>,<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直观>,<一个或所有问题>,<22个方案>,<赵汀阳自选集>,<天下体系>.主要研究领域:知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

“秘密书架”编辑要求谈谈对我曾经有比较大影响的书。显然,对某人有影响的书未必是最伟大的书,最伟大的书也未必对某人有影响。思想容易受影响的时候当然是小时候和青春时代,因此,在这里要谈论的都是那时候看的书。后来虽然看到大量好书,但已经都被看作是研究和分析的对象了。

上世纪70年代,图书是受限制的,很多书不能出版,以前出版过的也有许多被禁了,因此那时候没有太多的书可看。不过即使坏事也有好的一面,书少,难找,因此就读得认真,往往读许多遍,这样容易读出里面那些深刻的东西,假如碰巧有深刻的东西的话。这与书太多的当下很是不同,走马观花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轻浮的机智和趣味。这或许能够解释现在这个走马观花的时代里为什么轻浮的机智和造作的趣味更受欢迎——浮在表面的东西比较显眼,就更容易被看到。

70年代(小学到中学阶段),我对这样几种书特别感兴趣:《史记》、《毛泽东选集》、《莎士比亚戏剧》、《红岩》和大概叫做《儒法斗争学习材料》。《史记》等古典作品所表现的古代生活使我发现人能够以情感和理性的直接判断为根据去直率地生活,而无须依照某种意识形态的指导,而且生活画面更加真诚更加有趣。文革的意识形态统治并不是什么非常特别的情况,今天所以显得比较自由,只不过是有了多元的意识形态,但还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会使思想瘫痪。假如今天不让用诸如“民主”、“人权”、“进步”、“发展”、“现代”之类的概念,好象话都说不利索。《儒法斗争学习材料》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太平常了,不过当时不让读古典思想,据说是“封建的”,而这本书为了批评封建而不得不选编了许多封建言论,孔孟和商鞅等等,于是读来大感兴趣,终于看到许多封建思想,这算是一本另类的〈古文观止〉。《毛泽东选集》很有意思,毛的文章能够把非常深刻的思想说得如此清楚明白,至今仍然非常佩服。还有毛的诗词,非常有创造性,是唯一能够在古典手法中表达当代性的诗词,其他人写古典诗词,只能写得好象是个古人,与当代情景无关。《红岩》算不上杰出作品,但使我思考了许多问题,比如“叛徒问题”、“神经病问题”和“精神力量问题”。当时也看了许多小说,有《红楼梦》等“四大”,还有可能是从港台不知道怎么带进来的《金瓶梅》等违禁图书,看了觉得对思想没有什么影响。还看了许多流行的法国小说、俄国小说和英国小说等等,周围人都喜欢,可是我都不太喜欢,大概是我没有文学趣味。

上世纪80年代对我重要的书就都是哲学作品了。其中有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其实对我同样重要的哲学书还有许多,例如先秦诸子的所有作品、希腊哲学部分作品、康德的所有作品、维特根斯坦的所有作品、胡塞尔的部分作品、分析哲学的部分作品、逻辑学和数学基础方面的书,只是太多了,这里不便罗列。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写得非常清楚,但关键细节还要读《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太牛了,几乎每本书都值得认真研究,不过其中我不很喜欢他的美学理论,但他的美学已经是西方美学中最有力的了,西方美学都不怎么出色,把美学问题理解得比较简单。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创造力无与伦比,尽管我并不同意他的许多理论,但他的哲学论证却是最好榜样,“私人语言反论”和“遵循规则”问题的分析是最杰出的哲学论证。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里的观念如果按照西方哲学的标准来看就是缺乏严格论证的,但却暗含着粗糙然而最伟大的思想,我的哲学理论中就有许多观念深受孔老启发。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不是哲学书,但我把它读成哲学书。在思想方法和论证技术上,恐怕数学是与哲学最为密切的了。数学史我大概只读过三、四种,克莱因的这一种最好看。

90年代以来的好书就太多了,假如这些好书在80年代就有的话,读来大概会受影响的,可惜当时都没有,今天读起来,都是已经变成工作和批判的“材料”了。90年代我对中国思想重新有了很大兴趣,重新读了一些经典,尤其是那些在青年时代觉得颇感不耐烦而“读不下去”的书,诸如“诗”、“书”、“礼”之类。另外,还读了一些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搏弈论等各学科的书,虽然都不属于我的专业,但对增进更全面理解事物的能力显然有好处,我总觉得,仅仅哲学地看问题,看太使劲或许会有点死心眼。我觉得谢识予的《纳什均衡论》写得很好,其中有他自己对问题的分析,不像许多别的关于搏弈论的书只是在复述。90年代名气很大的各种书看了不少,像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历史写得这样好,不能不佩服。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格尔滋的《文化解释》、福山的《历史终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等,诸如此类,多如牛毛的名著,都有独到看法,但都写得太罗嗦。现代学术大都喜欢灌水,害人为了看点精华而浪费大量时间,动不动就多卷本,其实真正的内容寥寥无几。这种现代写作令人厌烦。福柯的书也是这样,在80年代看过,但其实只看了“导论”之类和其中小部分,知道大概意图就没有耐心看下去了,到90年代都有了译本,看起来比较快,才都看了。德里达的书更是这样。还是维特根斯坦的书耐看,意味深长。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也很精练。这样写书就比较仁义。

随便一说,还看过一本不值得推荐的书,一个女权主义性学家海蒂写的,书名记不清了,大概是关于女性的性研究的,其中似乎有这样的暗示:依靠男人不如依靠自己,依靠自己不如依靠女友,依靠女友不如依靠机器。这样的“科学”和“主义”多少让人吃惊。

李银河:给我印象最深的十部小说 李银河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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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iubb.net2002-06-20

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在这部并不太引人注目的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高大、英武、粗犷的哥萨克形象。他的性格是那么豪爽,令我初读之下顿生爱意。我喜欢他的性格,敬佩他的英勇牺牲精神。对这本小说的喜爱也许还受到了小说中那种诗意的非理性的自由的哥萨克精神的感染。果戈里将哥萨克精神描述为一种自由、深沉、坚强的精神,它不是很快就会被激发起来的,但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会将一股内心的热情顽强长久地保持下去,在战斗中体会到一种疯狂的快乐和陶醉。我想,大概是这种精神与我内心的狂热起了共鸣,所以会喜欢这本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这本小说是作者的早期作品,远不如他的其他小说出名。但是,这本书中的什么地方拨动了我的心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幻想者,他们的幻想碰到了冷酷、腐朽、污浊的现实,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只能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书中所写的涅朵奇卡与卡加郡主的爱情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由于王小波在他当时还是手抄本的小说《绿毛水怪》中所写的对这本书的感觉与我的感觉惊人的相似,使我们发现了两人心灵的相通之处。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本书虽然在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但是对于正在寻找人生道路和生活伦理的年轻人来说,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伦理教科书。它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这样一种道德观,对我人生伦理的形成发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小说中所塑造的一个神秘人物拉赫美托夫,他被公认为革命者的典型。关于读书,他的名言对我影响很大,他说:“每种学科的重要著作是很少的,其他著作不过是把这少数著作里说得更充分而清楚的话加以重复、冲淡和损害罢了……我仅读那具有独创性的东西,并且只要理解了这独创性就不再多读。我所念过的每本书都是最精彩的,免得多读好几百本书。”

雨果的《九三年》:这是一本关于“伟大”的书,是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震撼人心的书,从来没有任何一本书让我像读这本书时那么感动过。作者超越了地上的实际斗争(阶级斗争),写了天上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小说的背景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书中所涉及的是伟大的爱,伟大的情感,它是崇高的,不计利害的。在我看来,好的文艺作品就应当写这种伟大的、史诗般的、强烈的痛苦和快乐。我喜欢这样强烈的东西。

司汤达的《红与黑》:这本书给我的强烈印象不像其他书仅仅来自书本身,而是另有原因:我的父母对我看书的范围一向很少加以限制,但是记得妈妈仅仅把这本书藏起来作为“禁书”,这就使我对它从一开始就另眼相看了。这本书的艺术价值当然很高。而它的政治价值在我看来在于写了一个反叛的平民。他反对等级观念,从他对两个他爱的女人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是平民的英雄。他的生活伦理也富于挑战性。我想,这大概是母亲把这本书藏起来的真正原因。

霍桑的《红字》:这本书所写的清教徒时代的野蛮和残酷令人震惊。它揭示了一种表面看去道貌岸然的宗教和伦理其实能够有多么残忍和不近人情。人总是人,不能变成神。企望把人变成神是愚蠢的;要求普通人成为神是虚伪的。在我后来所做的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学研究当中,每当遇到婚外恋的问题,我总会想起和引用这本书,它提醒我们,有时道德会变成一种多么残忍的力量。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小说所显示的世界是一个残忍的互相杀戮的世界,而个人是孤立无援的。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人与生物之间是冷酷无情的,剩下来的只有可怕的孤独。老人只有凭着个人的蛮勇尽自己所能去寻求渺茫的希望,最终也只能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低头。这本书对于我具有哲学的震撼力。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一群俄国革命时的年轻人对时代的观感和体验。作者从他的角度描绘了社会生活的画面,丰富、广阔、生动、真实。作者的艺术观给我印象很深:艺术在各个时代形态千差万别,但有永远吸引人的主题:生活,爱情,幸福。艺术本身就是生活的欢娱,它是美、爱、生命、快乐、欢欣与活力。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我不认为这是一本艺术上特别出色的小说,但是它的确是在政治上最令人震惊的一本小说。它对专制社会的描写使我们这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看了感到惊心动魄,作者的描写简直像鬼使神差一样:老大哥,青年反性同盟,电眼,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他虽然生活在另一种社会中,但他写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地发生。这本小说的阅读经验用“心惊肉跳”来形容也不为过。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我第一次在小说中看到对骂人话的正面使用。在读书笔记中随手拈来可以找到这样的话:“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当时,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观念、语言有一种着魔般的感觉。这种阅读经验是从未有过的、全新的。从这本书,我了解到古典作品与现代作品的区别。由于它“每一页都是惊奇

乱读书的乐趣

王绍光

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读书最如饥似渴、津津有味的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那时,除了政治宣传品,中国几乎什么书都不出。但社会上散落着很多文革前的出版物,并通过各种渠道快速流传。说句老实话,中外文学经典我全是在那些年读的,包括莫泊桑、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契科夫、雨果、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曹雪芹、冯梦龙、罗贯中、郭沫若、巴金、郁达夫、茅盾等人的各种作品。我当时还迷上了诗歌,到处搜罗新诗和古代诗词。古的读李白,杜甫,辛弃疾,李清照;洋的读马雅科夫斯基,雪莱,普希金,惠特曼;当代的读闻一多,徐志摩,臧克家,艾青,戴望舒,闻捷,郭小川等。惭愧的是,文革以后,我很少再有机会重温这些大家的书。1972年后,一些出版社重新开张,推出一些古代典籍和译著;为数不多的刊物也陆续问世,使我得以扩展阅读范围。当时,任何印刷品对我来说都具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文史哲》、《学习与批判》、《航空知识》、《解放军文艺》、《朝霞》、《诗刊》每出一期,我就买一期。尤其是74年左右,上海开始出版有关自然科学、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摘译》,其中包含大量来自国外的最新信息。我几乎将它们全部买齐。回想起来,那时真是逮到什么书读什么书,不管它属于哪一科。诗歌、文学、历史、哲学、美学、数学、物理、艺术、政治经济学……来者不拒。五花八门的东西流入大脑,任其无序混杂,催生出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遐想。我一生中最富想像力的时期恐怕就是那段乱读书的日子。

文革结束后,我进入北大,继而留学美国。从大学到研究生院的经历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也改变了我的读书习惯。进了大学,便有教授布置必读书。即使教授不布置,也得把重点放在专业书上。自己变成教授后,由于工作压力所迫,阅读更是必须集中在与教学和研究相关的领域。久而久之,进入大脑的是经过别人和自己筛选的知识,思维也随之变得相当格式化,其后果是想像力大幅萎缩。说起来,应该感谢大学和研究生院把我培养成了一位政治学家,让我掌握了一门养家糊口的本事。但有时静下来一想,自己专业上那点能耐与锁匠能修锁、鞋匠能做鞋没有什么差别。“政治学家”只是约定俗成的称呼,也许叫“政治学匠”更贴切一些。每当想到这些,真希望能甩掉功利包袱,回到无忧无虑乱读书的日子。

这次《读书》、《明报》和《中时》让两岸三地的作家、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大学生推荐暑期读物,真是一个好主意。我选书的标准很简单,只有三条。第一是杂,有老书、也有新书,有中国书、也有外国书,有学术书、也有消遣书。第二是短,除《岳村政治》外,几乎都在200页以下。第三是可读性强。三条都是为了给人以乱读书的乐趣。想必来自三地的其他学人一定也会开出精彩的书单。但愿所选的99本书可以让大学生们暂时从各自专业中解脱出来,在精神的原野上信马游缰、体验无拘无束阅读的快乐。

认识现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 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2. 邹谠,《中国革命再解释》

3.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4.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认识市场经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5. 博蘭尼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 。

6. C.E.林德布鲁姆 ,《市场体制的秘密》

7. 阿尔伯特?O.赫希曼 , 《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人物传记

8.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

9. 理查德-费曼 , 《别闹了,费曼先生—科学顽童的故事》

美文

10. 北岛,《蓝房子》

11. 陈从周,《中国园林》

作者:再宽容一点 回复日期:2005-11-26 13:10:27

不知道怎样才能读到邹谠的《中国革命再解释》 。

南方周末   2006-02-16 15:32:58

■秘密书架

□童元方

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当然要从《李娃传》说起了。

白居易作《长恨歌》,几乎无人不晓。《长恨歌》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因为白居易的歌,唱了一千年了,他的歌所说的故事,也就传了一千年。结局是马嵬坡———杨贵妃死了。我们这些后人,有为贵妃之惨死而悲的,有为明皇的懦弱而恸的。总之,是知道这个故事并没有增加什么,却因而想起来就难过。那又何必知道这种故事呢?所以我虽然很爱念《长恨歌》,却不爱《长恨歌》的故事。

白居易有个弟弟叫白行简,白行简在白居易这棵大树的阴影下,定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你替白行简想想,作诗还赶得上哥哥吗?不要说长诗,就是作短诗也很难赶得上。

我们随便背一首白居易的绝句: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就是他的亲弟弟,有相同的DNA,也很难作得出来。白行简于是就另寻他途,作起小说来。白行简的小说,在唐代叫“传奇”,只有一篇,就是《李娃传》。《李娃传》有各种穷困潦倒的情节,有各种慷慨相助的义气,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比起《莺莺传》、《霍小玉》等薄情故事,《李娃传》看来紧张,但最后不致重压在身,使人出不来气;而看完了又感觉安慰。宋以后的小说或话本,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大多是大团圆,可以说皆源自白行简的《李娃传》。

白居易与白行简这两位兄弟,分别开辟了诗与小说的两种传统,都辉煌得令人景仰。

说了兄弟档,我忽然想起了父子档,那就是法国的大小仲马了。父亲大仲马做了多少部侠义小说,著作等身根本不足以形容。大仲马所著的书,如把也称为“三剑客”的《侠隐记》、《基度山恩仇记》等叠在一起,恐怕有两个大仲马的身高了。而大仲马的儿子———小仲马只写了一本书,却比大仲马所有的作品都精粹得多,这一本就是众所周知的《茶花女》。我们谁没有读过《茶花女》呢?谁没有沉醉于阿芒与玛格丽特爱恋的经验呢?我是看多少遍,就鼻涕眼泪地哭多少遍,而哭过之后,又觉得神清气爽。自从看了《茶花女》后,才渐渐欣赏到悲剧的洗涤作用,才慢慢领略到悲剧中爱情的真谛。

我于是在法国的《茶花女》小说中大过其瘾之后,自然想起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来。维特的烦恼,是一开始就非走向烦恼不可,最后是以自杀来结束。据说歌德自己,真有与维特相似的经历,也真的曾想自杀,但因写了这本小说,把对女子的爱欲之情全部宣泄了出去,就又不自杀了。如果传闻不虚,这个结局就太好了。歌德实际上活得很长寿,如此,才可能完成《浮士德》的巨制。那是留给人类多伟大的遗产啊!而一本有关爱情的小著作,竟然救了他自己,改变了他的一生,诚属难得的佳话。

从歌德的少年维特自然想到另一位德国作家施笃姆的《茵梦湖》来。已成了老人的莱因赫回到了故乡,每一寸土地都唤醒他对旧日的回忆,使他想起早已逝去的童年,而沉重地说出:“在青山的那边,埋葬着我的青春。”他怎么能不凝视着月光下湖面上的那一朵睡莲,思念青梅竹马却未能结合的小爱人伊丽莎白?不但少女时代的我为之心动,就是而今每见到一片湖水,就想起“茵梦”,仍为那终究是无望的昔日爱情而低回不已。

从这个伊丽莎白一定会联想到另外一位丽莎来,就是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的女主角。

屠格涅夫的五六本小说都写得很好,世界各国都选他的《父与子》作中学课本,我却独喜他的《贵族之家》。因为《贵族之家》没有传达任何“信息”,只是“抒情”。在《贵族之家》里,拉夫列斯基与丽莎没有结局的爱恋,固然令人忘不了;但我更忘不了的是教丽莎音乐的那位老年音乐家。他也爱丽莎,好像羞于自己的年老,而不敢向丽莎表白。小说的最后一景太动人了,简直是一首诗:他坐在丽莎家花园的椅子上,夜已到来。他孤独地望着楼上那一排窗户,窗子一个个明了,又暗了。他静静地望着,那是丽莎手执着蜡烛从楼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吗?屠格涅夫的笔实在太细腻,每本书都只有三五个人,而情感却如长江大河,表面并没有太大的波涛,但你投足于河水中时,方知水流之湍急。

但这些小说,与堂吉诃德一比,就都不如这位做着中古梦的骑士之爱的别出心裁了。明明是腰粗得像酒缸似的村婆,堂吉诃德却觉得是既美且艳的贵妇。他愿肝脑涂地,乃属理所当然;为她牺牲奉献,更是事所必至。

其实,堂吉诃德对爱情的哲学倒是爱情的根本定义。而多少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的真髓,都出不了堂吉诃德所加定义的范围。比如说《钟楼驼侠》,或译为《钟楼怪人》,这部小说大概是最令我心为之碎的爱情故事了。加西莫多怕自己丑陋的脸孔吓坏了所爱的女子,总是拿手遮着;其心是卑微到了家,其爱也就升腾到了顶。这个掩脸的手势在我的心中不知如何地成了爱情不朽的标记。

转了一大圈,回到我们的中国文化里,也是一差不多的手势———卖油郎以新衫的衣袖承接了烂醉如泥的花魁女所呕吐出来的什物。而这爱情终于使人在污与秽中挣脱出来,得以完成救赎。

总括以上所述,我自己竟不期然地笑了!这些书为什么都是19世纪以前的、也都是我中学时甚或小学时读过的?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纯而净。

1616年,我们这个世界有三颗文星陨落了,即:作《罗密欧与茱丽叶》的莎士比亚、作《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作《牡丹亭》的汤显祖。他们这三大文星的如椽巨笔,挥洒了不朽的爱情诗篇。但是,莎士比亚的巧安排,似乎不像真事;而汤显祖的“死又可以生,生又可以死”也不似在人间;还是以堂吉诃德的纯而净却并未发生的爱情故事作为代表罢!

2006年1月22日于香港

童元方,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士、美国奥立冈大学艺术史硕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哈佛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副教授。中文著作有《一样花开———哈佛十年散记》、《水流花静———科学与诗的对话》;新出版的有《爱因斯坦的感情世界》、《为彼此的乡愁》。译作有《爱因斯坦的梦》、《情书: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与《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英文著作有:Two Journeys to the North: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etic Journals of Wen T’ien-hsiang and Wu Mei-ts’un,译作有明代女子曹静照、马如玉以及清代女子吴规臣、梁德绳的诗,收在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一书中。图片为作者在哈佛读书时所摄。

幽暗的树林

南方周末   2006-01-13 09:16:52

■秘密书架

□田晓菲

“在三十五岁那一年,我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幽暗的树林里。”但丁的《神曲》,是这样开头的。但丁的向导是前辈诗人维吉尔;但丁的旅程,是对阅读的象征。维吉尔引导但丁,只能到炼狱为止,不能进入天堂,因为阅读是凡人的事。阅读总是在直线前进的时间里进行。时间的概念,是构成历史的要素;而只有人类才有历史,天堂是永恒不变的。

八九岁的时候,读希腊神话,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看到神的局限,英雄的悲剧;又正是在这局限与悲剧里,展现了他们的力。

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是我的古汉语入门教材之一。记得最喜欢《左传》和《国语》的选段,不为别的,单只是欣赏里面的辞令:那么悠扬委婉,却又绝不肯委屈。

蔡东藩从两汉到民国的历史演义,也是那时爱读的,虽然直到多年后,才意识到,其实所有的历史,都不过是演义而已;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

大学时读的书很杂,印象深刻的也有很多,其中包括《世界史》、《圣经》。每个文明,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了解世界和人类多一点,对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好处。《圣经》则好比一座宝库,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我喜欢的章节有《约伯记》、《雅歌》。约伯是忠厚好人,却无缘无故遭到厄运,在他对上天的号诉里,我们听到人对自身命运的质问,对信仰的质问。《雅歌》是我所读过的最美的情诗之一,写爱人“美好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写爱情“如死之强大,嫉妒如阴间之残忍,众水不能淹灭,大水也不能息”。

少年时看书,在书中看到的总是自己;年长后,才逐渐开始真正听到他人的声音。从另一方面来说,少年时读的书,也往往很容易被它们影响和淹没;成年以后读书,则好像平等的朋友,可以互相尊重,也更容易在这样的关系里得到乐趣。

28岁那年,发现了曾经弃之如敝屣的《金瓶梅》。这真是一部世界罕见的奇书。我特别钟情于绣像本:它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待读者,也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待小说中人。爱读《金瓶梅》,不是因为作者给我们看到人生的黑暗——要想看人生的黑暗,生活就是了,何必读小说呢——而是为了被包容进作者的慈悲。慈悲不是怜悯:怜悯来自优越感,慈悲是看到了书中人物的人性,由此产生的广大的同情。

《论语》是一部少有的耐看的书。千百年后,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仍然如闻其声,如在目前。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在众弟子中,孔子独独赞同曾点:“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在以治国平天下著称的儒家来说,是让人惊讶的回答,但其实也许正该这样:别的弟子,只会想到自己可以“做”什么,“成就”什么;只有曾点,能够想象自己“成为”什么,“是”谁。

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社会,我一直有强烈的兴趣。这几年,读得最勤的,恐怕是逯钦立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谓的“二史九书”,以及《大藏经》和《道藏》里,与这一时期相关的材料。读这些书的最大体会是,文本细读,应该有泛读作基础;文学史背后,应该有文化史和社会史作支柱。否则,总难免是片面的。

一系列关于欧洲手抄本文化的著作,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简单说来,手抄本文化与印刷文化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流动性,从抄写者到编辑到读者(这些身份往往是并存的),都参与了抄本的制作和——更重要的——创作。我认识到传统的考证,如何可以被提升到理论的层次,从而获得一种崭新的生命,与当代世界接轨:对文本多重性的认识,只能发生于后现代文化之中。

近年来读的杂书里,印象格外深刻的有迈克?塞尔斯译注的古典阿拉伯诗歌《沙漠之痕》和《欲望的驿站》。古典阿拉伯诗歌似乎较其他古典文学都更不容易翻译,看过许多英文译本,都觉得不成其为诗。

塞尔斯本人是学者,也是诗人,他的译文,是我见过的阿拉伯诗歌译文里最出色的。

谈到阿拉伯古典文学,不能不提到伊贲?哈赞,中世纪西班牙伟大的学者和诗人,苏轼的同时代人。几年前,在写《赭城》一书的时候,读了他的著作《鸽子的颈环》。伊贲?哈赞于公元994年出生在西班牙南部柯尔多巴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少年时期是无忧无虑的: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他交游的也都是柯尔多巴的贵公子。后来,哈赞的父亲因政治原因被投入监狱,并于1012年去世。次年,北非的柏柏尔军队入侵柯尔多巴,哈赞开始流亡。他死于1064年8月15日。

《鸽子的颈环》写于1027年。这是一部奇异的著作。它描述了爱情的各个方面:它的性质,表征,源起,过程,直到它的终结。我们看到这样的章节:“关于一见钟情”,“关于眼语”,“关于进谗者”,“关于离别”,“关于憔悴”,“关于遗忘”。在这些篇章当中,哈赞对爱情的描述,既有个人体验,也穿插了亲朋好友的经历和传闻。总之,这部书,是给爱情的献礼,也是对逝水年华的追忆。哈赞让我想到庾信,想到张岱,也想到《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也许,正因为这部书充满了对往事的回忆,即使在表达强烈情感的时候,它的文字也还是具有一种优美而宁静的力量,就好像柯尔多巴开在12月的素馨花,散发着寒冷馥郁的芬芳。

下面是《鸽子的颈环》中,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

有一天,齐亚德?伊贲?阿比?苏扶严问他的大臣:“谁的生活,是最快乐、最幸福的?”

“信徒们的领袖。”大臣们回答。

“但是,库拉什给他带来的烦恼和不幸,又该怎么说呢?”

“那么,就是陛下您自己了。”大臣们说。

“但是,”齐亚德继续发问,“卡拉基人给我找的麻烦,还有帝国的边疆给我带来的忧虑,又该怎么说呢?”

“尊敬的陛下,那么照您看来,谁才是天下最快乐、最幸福的人呢?”

他答道:

“一个善良的人,娶了一个善良的妻子,两个人不愁吃穿,他满足于她,她也满足于他;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故事最后的话,让人想到中国古代的《击壤歌》:天下大治,百姓无事,田间老父击壤而歌,观者叹息道:“大哉帝德!”老父回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一个普通人,满足于自己的生活,不觉得这和君王的统治有什么相干。假如统治是成功的,那么,这也正是应当出现的情形吧。

田晓菲 1971年生。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1991年获美国布拉斯加州立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学位。2000年受聘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执教至今。

私下谈书

南方周末   2006-02-09 16:40:12

刘兵,1958年生,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剑桥流水》等著作及译作多种。

■秘密书架

□刘兵

接到编辑的约稿信,让写一写自己最喜爱的书,或者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我想采取这样一种叙述策略,即设想自己是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与非常熟悉的学生闲聊,这时也许会在似乎不经意之间说到一些自己在不同的时期因不同的原因而印象深刻或觉得值得一提的书,说到与这些书相关的一些经历。这样写下来,既会让自己轻松一些,不那么一本正经,也避开了条条框框的限制,因为读书实在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体验。

第一本想说的书,是《历史深处的忧虑》,我大约在七八年前读到它。它首先从我的头脑中跳了出来,是因为最初读此书时让我受到很大的震动和启发,对以前想不通的许多事情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这些年,我不断地向学生推荐这本书,也不断地向朋友介绍它。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几年前我应某出版社之邀去外地休养,所在的那个疗养院一个从事后勤杂务之类工作的人,和与我同去的一位编辑比较熟,当他听我和那个编辑在闲聊时谈到这本书后,竟然专门找来阅读。后来,那位编辑很夸张地告诉我说,这位真正的普通读者居然读得津津有味,并把此书又推荐给他的许多朋友———那可不是些什么学术界的人士,而是像他一样的普通工人。这本书不是一本专业性的学术著作,可我觉得,它远比那些博士教授专家写的类似题材的书要好读、通俗且深刻。

另外一本与此经历类似的书,是《一九八四》。这本经典的政治幻想小说,我曾不止一次地买来送人,后来,我发现,不仅我,连我上高中的女儿,居然也不止一次地将此书买来作为礼物送给同学。此书,恐怕不同国度、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人读来感受会相当不同,但却被公认为经典,其道理,也只有读过才知了。

20多年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曾读过一本名为《从一到无穷大》的科普书。那几乎是我第一次津津有味一气呵成像读小说一样读完的科普书,作者是一位并不著名的科学家,在科普写作方面并不高产,但你会为他看似漫不经意地阐述科学内容时的智慧和想象力而惊叹。可惜,后来又读了许多不同的科普作品,却再没有了这样的感觉。也许前不久翻译出版的《万物简史》是个例外,此书作者并非专业科学家,从表面上看,似乎作者也是随心所欲地侃侃而谈,但实际上,全书却有着一条鲜明的线索,即围绕着对宇宙、地球以及生命的发展演化的自然史的回顾,穿插以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作者恰到好处地将诸多科学史上生动的故事摆放到需要的位置,而且在讲述科学的内容时,也使用了极为形象化、幽默、令人长久回味的语言表达,而且,书中包含了许多无论在一般知识性介绍的科普读物中,还是在通俗的科学史读物中,都很少会看到的内容。

十多年前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时,偶然发现了《艺术与物理学》这本英文书,只因当时口袋中美元不够,没能及时买下。后来,一位听我说到此书的朋友专门买了一本送我,说他粗看之后也感觉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并说他也要买一本自己留着,等以后带孩子去博物馆时,可以从某种特殊的角度给孩子讲解那些令人费解的当代艺术。几年前,我终于请人翻译了这本书,并收入了我主编的“大美译丛”中。此书的作者也不是专业人士,而是一位医生,他的许多观点本是很有争议的,却富有想象力。

还是在读研究生时,因为专业学习的需要,我读到了科学哲学的导论性著作《科学究竟是什么》,这恐怕是我读科学哲学作品中最为顺畅的一次,也是一个晚上一气读完,并体会到其实哲学,甚至是讨论科学的哲学,也是可以写得如此通俗、明了和有趣的。对于想进入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这个行当学习的学生,甚至对于开始关心何为科学的入门者,我经常会推荐这本书。不过,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此书的修订了的新版,却没能再引起我的这种兴趣。也许,在一个领域中最早读到的那本书,给人的感觉总是最强烈和持久的吧。

还是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领域,近来我经常向学生推荐《科学的文化多元性》。这是一本很专业的书,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不管你同意她的观点与否,她那种开放的思维和新颖的视角,对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科学和历史,无疑是极有启发的。说到这里,又想到另一本颇有争议的书,即讨论当代生物技术的问题和可能的负面效应的《美梦还是噩梦》。因为我在某次评奖中推荐了这本书,曾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一些“科学主义者”将此书批判成“伪科学”、“反科学”,在科学文化传播和科普领域里引起了激烈的争端与分裂,但我坚定地认为,读读此书只会有好处,哪怕你不同意作者的观点。由此延伸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读书时,如果你先将自己限于某个阵营,限于某种观念和立场的作品,无视或拒斥不同观点的作品,那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

说到科学家和有关科学家的科普作品,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一些国外非常畅销的读物在国内却影响不大。这里面肯定有教育上的片面和偏见的原因。美国物理学家、科学明星、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曼的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以及《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也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能逃脱这种怪圈。但无论出于何种机遇,一个智力正常的读者,只要读了这两本书,肯定会被吸引,肯定觉得有趣,而且会改变流行的那些有关科学家的印象。

像这样谈下去,可谈的书还有许多,例如,还没有谈及小说呢!可编辑给的篇幅已经用完,只好打住。不过,在结束前,我想再搭上一本书来谈上几句,这就是当代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的选集《科学的历史研究》。萨顿是“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被誉为20世纪最渊博的人文学者之一。从他的著作中,你可以体会到人文经典的力量和魅力。据我所知,现在一些高校科学史专业的学生还有不少人读此书,可惜,此书市面上已多年脱销,自15年前出版后,一直没有再版,而且,印数只有1300册。

影响我的几本书

南方周末   2006-03-02 14:56:02

■秘密书架

□孙歌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求错集》、《主体弥散的空间》、《竹内好的悖论》等。

书有几种读法。

第一种,是作为知识来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越多越了解自己的无知,越了解你只能说前人说过了什么,而不能说前人没有说过什么。因为,一直到死,我们都不可能穷尽知识的宝库。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知识难免跟一次性的信息混为一谈,知识界读书也有学以致用的快餐化倾向,不过,知识并不总是实用的,正如在电脑取代了一切的时候,书架仍然需要存在一样。

第二种,是作为智慧的典范来读。很多书不仅教你知识,而且教你智慧。智慧跟知识不同,它并不像知识那么确定,它藏在知识的字里行间。而且,智慧很大度,它让孩子读出孩子的心得,让成人读出成人的困惑,它从来不坚持自己的惟一性。智慧与知识结伴,却不与信息为伍,不过它也从不以知识的方式呈现自身。无论是否有意,我们总是大多在那些名著中寻找智慧,因为它们在提供知识的同时,也在字缝里提供了对于世界,对于人类的独特对应方式,开启着我们的知性本身。

第三种,是把书作为他者来读。这种阅读并不那么容易发生,因为人在一生中并不总是渴望他者。只有在主体意识到自身困境的时刻,只有在主体产生了内在否定欲望的时刻,他者才能够存在。换句话说,当主体产生自我更新需求的时候,内在的否定性动力会促使他把他者引入自身,并通过他者建立自我的新结构。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与他者都不再是自足的,这不自足状态所引起的紧张,才是主体获得新生的条件。

在如此广大的世界上,我们很难在自己现实活动的狭小圈子里与真正的他者相遇。这也正是读书的好处所在。书的作者大多已经故去,时间淘汰了沙子,留下了真金,读书人也就坐享其成。与故去的人交往是一条捷径,在传世之作中选择他者,给主体的开放提供了比现实更高的起点。

我的秘密书架上,这样的书并不多。那是因为在我生命中决定性的转折并不多。即使如此,在我贫瘠的生涯中,也还是有几本书是难以取代的,其中的一本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

关于这本书,我已经写过几篇东西了。而且,其实现在我的书架上已经找不到这本书了。但是,秘密书架的功能,大概是超越真实存在本身的,所以,在它带给我的新鲜感动已经过去很多年之后,我仍然觉得有话要说。

我还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时的感觉。好像是很多年以前了,当时,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思潮,正在以可见的形式推动着对于男权的反抗。所谓可见,是指在形式上女性被置于与男性平等的位置。我们也跟着英语世界,学着把“他们”改成了“她/他们”,这麻烦的称呼也确实有作用,因为我发现身边的男士们不由得变得谨慎了。所以,我也很热心地读女性主义的著作,于是买了这本书。

《一间自己的屋子》不够激烈,在女性主义著作中它显得有些暧昧。因为它宣称:当你作为一个女性闯进男人们称霸的世界的时候,你会听到许多的软的硬的和其他种类的各种劝告和威吓,告诉你应该这样走,不要那样走。于是,“假如你停下来骂,你就完了,停下来笑也是一样。”伍尔夫的意见是,关键是你要有经济上的自立,可以不必靠家族来生活,于是就不必在起居室里掩人耳目地写作,你可以把一切时间用来干自己希望的事情。她显然认为,这是只有女性才会有的自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这本书教给我的,并不是女性主义的立场,而是一种人生的哲学。我了解到,有一种愤怒不必要用愤怒表达,它表达为全力跨向那个你确定的目标,而不必理会任何试图阻碍你的力量。

第二本书是我无事闲翻书时读到的妹尾河童的《窥视印度》。河童是一位日本舞台艺术设计家,喜爱印度,经常到印度去寻找灵感。在这本书里,我惊奇地发现他对于日常生活中价值判断的彻底颠覆,尤其惊讶于他竟然是如此轻描淡写毫不做作地颠覆。这本书里充满了他在印度旅行时下榻的旅馆俯瞰图,从房间陈设到价格,还有旅馆的联系电话,都写得一板一眼。然而如果没有他的心境,你很难跟他一样在印度旅行:他写他到达一家老旧旅馆的时候,觉得一切还过得去,“跟先住进去的几只蟑螂成了朋友”;他不断地写当地印度人设法从游客那里漫天要价地掏出更多的钱,却毫无任何抱怨,因为客人本来就是“肥羊”嘛。至于印度人的生活习惯,更是值得外国人效仿的:印度人吃饭的时候用一只手来抓,河童认为这非常科学。因为如果那饭食太烫,印度人就不会把它送进口里,于是免得口腔和食道受到伤害;比起用刀叉送进嘴里再因为舌头怕烫而匆匆吞下肚去的通行做法,印度人的吃法谨慎和聪明得多。

河童系列现在已经出了三本,都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另外两本是《窥视日本》和《河童旅行素描本》,都充满了真正没有偏见的幽默。河童的书推翻了我早年从伍尔夫那里接受的一个偏见:男性因为要在社会里争权夺利,所以不会拥有高出他想要的东西的自由。我在河童那里学到的是,对自由而言,其实性别并不是第一义的。

还有一本书也是我珍藏的,这是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日译本。这是犹太知识分子阿多诺在二战期间流亡美国时写下的随笔集。流亡使得阿多诺离开了他知性生活所赖以存在的母语传统,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了异质文化对他似是而非的接纳所带来的深刻丧失感。这丧失感是阿多诺把孤独作为哲学思考原点的媒介,这本书因而回到了那些最本源的哲学问题。在开篇的《献辞》中,阿多诺说,他采取这个短篇写作的文体,在古时是被视为哲学本来领域的对于“正确生活”的教导;但是自从哲学蜕变而成为方法之后,这个领域就变成了轻佻的格言领地,过去哲学家考察的对象“人生”,也变成了“私生活”,并且进而仅仅变成了“消费生活”。这消费生活除了被物质生产拖着走之外,既无自律性,也无固有的实体。人生观之类的说辞,已经变成了没有对应物的意识形态。

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里创造了在这“人生不再活着”的世界里省察身边生活的“媒介”。用日本思想史学者藤田省三的话说,他活在“认识”里,并使得认识成为第一义的实践。我无法在此转述那些在我沮丧时促我振奋,在我轻飘时促我沉实的“关于正确生活的教诲”,只恳切地希望懂得德文的学者能够为中国的读者译出这不合时宜却可以让人获得精神生活品质的名著。而且,可能的话,最好别从英文转译。

影响我的三本书

南方周末   2006-03-09 16:27:07

■秘密书架

□易宪容

作为一介书生,读书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可以说,从准备考大学开始,特别是上大学之后,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在买书、读书、藏书及写书中度过。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读书。几十年来基本上每天都在读书,即使每年大年三十,家人都围着电视机看春节联欢晚会,我还是觉得读书比看节目更有趣。有记者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我答就是读书,除此之外可以说没有别的爱好了。无须隐瞒,我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有25架。要不是以前房子太小,每次搬家丢掉不少,否则我的书会更多。

编辑让我谈谈几本影响我人生成长的书。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我试着列出以下三本。

第一本是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学问渊博,但述而不作,因而其著作屈指可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的书,基本是演讲集。初读《科学哲学与人生》是在上大学时,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举,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像样的书很少。读《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的个人识见、学养、人格跃然纸上。它不仅把方东美对人生哲学的理解淋漓尽致地写得清清楚楚,而且文笔有魏晋之风,给人以美的享受。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花了近两年时间,通过海内外各方朋友的帮助,终于把方东美的著作收齐。当时,我对自己拥有一套关于方东美的资料,深感自豪。

第二部书是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了解中国古代思想,本书是最好的入门著作。冯契先生是新中国真正能够自成体系的哲学家。他师承金岳霖先生,生活简朴、学术专一,用一生的精力来构筑其哲学体系,本书是他最为重要的一部代表作。

在这本书里,冯契先生用一个个古代哲学问题,来讨论他心中的哲学,并全面地阐述他个人的思想。书中的三个基本观点给我印象最深,也成为我用之不竭的生活动力的源泉。冯契曾说,我们的学术、我们的研究、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读书等,无外乎就是如何把知识转化为智慧、把理论转化为方法、把观念转化为德性。

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现代网络世界,我们要获得知识与信息十分容易,但面对蜂拥而来的信息与知识,我们不仅有如何筛选、处理与加工的问题,也有如何转化的问题。如果我们仅是有知识,还是不行的,因为其他人同样也可以获得,但如果能把所获得的信息与知识转化为智慧,那么这些知识就为你所专有了。用转化过的智慧来看问题与认识事物,你就能够获得他人不曾有的识见,你对问题的了解就会深刻些。

至于把理论转化为方法、把观念转化为德性,其道理也是如此。因为,人的成长不仅要有智慧与思想,也要有工具与道德,一个人的工具不同,那么他成长的步伐也就不一样。比如说,从我个人的成长过程来看,如果没有在1980年代初上大学,可能会让我走上另外一条人生之路。但上大学之后,我的人生轨迹变化了,就在于人生的工具不同。还有,人生成长过程中,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工具,如果你的德性不同,你就可能成为不同的人。现代社会有一种泛金钱主义的趋势,不少人都是在向钱看,人往往成为金钱的奴隶。如此,尽管科学技术可以发达、知识信息可以增长,但人可能失去理想,失去最基本的社会公共价值观。可以说,在一个没有公共价值观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就会不断发生冲突。目前我们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就在于没有让观念与思想转化为德性,从而建立起一个有道德理想的社会。

第三本书是科斯的《生产的制度结构》。该书是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只有一二百页,但其思想之深邃,世间少有。它的内容值得你永远来思考。这本书,我读了不下10遍。我读这部书的直接成果,是写了一本近30万字的关于科斯思想的研究专著。这本书的最基本的概念或思想就是“交易费用”。目前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多数人也能够用它来说明与解释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但是,要把这个概念真正理解,真正要转化为个人智慧,并非易事。可以说,近十几年来,我的整个思考的基点,就是这个概念,万变不离其宗。



●易宪容1958年出生于江西上高,1989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得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著有《现代合约经济学导论》、《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科斯经济思想研究》、《金融市场与制度选择》、《金融市场的合约分析》、《经济学与经济的迷思》、《金融市场的震荡与发展》、《经济繁荣与权力运作》等书。图片由作者提供

追寻思想的踪迹

南方周末   2006-03-16 14:58:09

■秘密书架

□彭刚

怀特海和罗素曾并肩工作,奠定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基础。然而,这两位大人物在心有灵犀之外,却也在哲学倾向上有着很深的抵牾。罗素曾说,怀特海思想糊涂;怀特海则断定,罗素头脑简单。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就是相互论争的哲人和思想家们,也许由于都各有他们坚定的思想立场、有所执著,而相互不能理解。他人思想之难于理解,由此可见一斑。以理解过往思想的意蕴、探讨思想与历史的关联为己任的思想史研究,在给研究者和读者带来探幽入微的乐趣之外,也不断地令人陷入这样的困惑:对于业已成为“史”的“思想”,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我们又能真正理解多少?

怀特海有一句广为人知的断言,是说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哲学史,都可以看作是对柏拉图一连串的注脚。此前歌德早已有过意思相似的名言,他说的是: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了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力图重新思考而已。思想史领域长期盛行的一个假设,与这两位的名言并无二致,那就是:人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处境下碰到的问题,具有根本上的相似性。思想家之异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样一些永恒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回答,他们的思想探险构成了人类永恒的智慧宝库的一部分。从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和价值,就在于揭示过往思想中所潜藏的永恒问题和永恒智慧。政治思想史领域中的巨擘列奥?施特劳斯,最典型不过地体现了这种思路。在其《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开篇,他就对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大加挞伐。历史主义认定,所有思想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回避地受到当时当地具体条件的拘束,因而在具有其独一无二的价值之外,也具有它注定了无法超越的历史性和相对性。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既对过往思想的历史性下了如此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断语,它就注定了自相矛盾而无法成立。他坚信不疑的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异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因而,对过往经典的研究,其要旨就在于从字里行间仔细探究其微言大义,从中找寻永恒智慧的踪迹。施特劳斯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等著作,就是这种研究路数的体现,而此种研究路数又与施氏本人的思想立场密不可分。

对此种路数当然也会有人不以为然。伯林就曾嘲讽说,他没有施特劳斯那样的魔眼,看不到在柏拉图那里已经被揭示出来了的永恒真理。然而,伯林在他的《反潮流》等思想史著作中所论列的思想英雄,其共同点都在于反启蒙运动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一元论的潮流。他们的思想风格和思想重心五花八门,而在伯林的生花妙笔下,他们的思想价值却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揭示了人类的悲剧性处境:人们注定了要在相互冲突而又同样美好的价值间作出抉择。就此而论,伯林似乎也并没有远离那种探寻永恒问题、追索永恒智慧的思想史路数。真正在思想史研究理论反思的起点上,构成另外一种替代性选择的,当数昆廷?斯金纳和以他为领军人物的剑桥学派。斯金纳受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以及柯林武德的思想影响很大。《柯林武德自传》中很精粹地表述了柯氏那一套“问答逻辑”。在柯林武德看来,任何思想命题都是对某一特定问题提出的回答,不理解它所针对的问题,就无法理解这一命题。任何问与答的综合体总是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因此,思想史上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问题,存在的只是对于个别问题的个别回答。对于变化不断的问题所提出的变化不断的答案,就构成了思想史的脉络。在柯林武德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霍布斯的《利维坦》不可能针对相同的问题,他们所探讨的“国家”和“正义”,也根本就是不同的概念,即便用了表面上一样的名词。

斯金纳思想史研究的主旨,是要达到对思想的历史性理解。而这就要仰赖他所谓的“跨文本的、语境论的”研究路数。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提示说,语句的意义不能只从字面来看,而要看它所处的语境。比如,冬天公园湖面的管理人对着企图滑冰的人喊话:“这里的冰太薄。”其中警告、劝诫的涵义就不是字面分析所能揭示的。对于思想史中文本的分析,也只有将它还原到它与当时各种文本的关联中,还原到具体的政治、社会语境中,才能真正把握其内涵。例如,培尔通常被视作嬉笑怒骂的怀疑论者,是启蒙运动哲人们的前驱者。当代思想史研究中偏好做翻案文章的修正派却认定,培尔文字中诸多讨论宗教虔诚的文字应该按其字面涵义来理解,如此一来,培尔似乎摇身一变成了虔诚的信徒。这样的解释,且不说与几乎所有培尔同时代人和后世学者对他的看法大相径庭;它还无法解释以下的事实:培尔曾经因为反天主教而被色当大学解除教授职位,后来又因为不够反天主教而被鹿特丹大学解除教职。而倘若他真的是一个虔诚信徒的话,他又如何不只一次地拒绝修改自己著作中那些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部分呢?在这样的情形下,语境就充当了上诉法庭的角色,而对思想史文本的意义作出了有效的裁断。

斯金纳对思想史研究进行理论反思的若干论文,已汇集为剑桥出版社所出他的三卷本论文集《政治的视界》中的第一卷,其中的名篇“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的中译文,已被收入新近出版的《思想史研究》第一辑中。而他的成名作、两卷本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和他的小册子《马基雅维里》均已出版了中译本。后者是牛津出版社“过往的大师”系列之一种,名家小试牛刀,却颇有可观之处。

思想史是对永恒问题进行探索时所激发出来的永恒智慧的储藏所,还是对变化不断的问题的变化不断的答案的汇集处,这实在是一个难以索解的问题。两种立场都有其难以排解的困境,是此处无暇讨论的。也许,我等庸人所能持有的只能是这样一种中庸的立场:思想史上出现的问题,用庄子的话来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变与不变,端赖于我们选取的视角。脱离具体的语境,思想变成了无根游木,很多东西我们无法真切了解;而否认思想家的精神探险中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可能,就会有将思想完全还原为语境产物的风险。而这一问题,又直接关涉到我们对于思想史研究理论前提的思考。思想史的写法,涉及太多的问题:思想史是光荣榜上各色思想英雄的言论荟萃和分析,还是各种语境中思想发生、延展与断裂的展示;文本和人物进入思想史的准入资格该如何认定;思想史的谱系如何展现思想史中的连续性和其中所出现的断裂;如何注意和处理思想史中“层累地叠加”的东西,还有那些被逐渐由中心而排斥到边缘以至于被后世淡忘的东西;……葛兆光的《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和《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在对上述问题的理论思考中,融入了大量作者研究实践中的例证,读来让人备感亲切。历史著作的写法,在19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哲学发生又一次转型后,已经成为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研究核心。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以来,对历史叙事的研究已经表明,历史文本的结构方式就包含了历史解释中所涉及到的认知、意识形态、审美倾向等层面,形式本身就包含了内容。任何学科的进步,都要求对其自身理论前提的不断反思,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恰恰要求的就是我们关注其写法。

从事思想史研究也颇有些年头了,虽然一无所成,但这其中所瞻仰到的诸多思想史家所展示的思想史的风采,却也让自己在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中坚持下来。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求学期间,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何兆武的多种译著和论文最早让我领略到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而卡西尔那本薄薄的《卢梭?康德?歌德》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身对康德的喜爱和对卢梭的兴趣固然是重要原因;更要紧的是,对经典著作的博闻强记、对思想材料的细枝末节的精细把握与气势恢宏的描述和解释框架的完美融合,这种仿佛是德国哲人所独有的本领,在我看来是最充分不过地“展示了学问的伟大和思想史的史诗般的风采”。此外,乔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现在看起来稍微老了些,不再为人重视,我因为多年来受益良多,未敢相忘,至今尚时时翻阅。

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苇草,虽然脆弱,却因其思想而高贵。思想史研究所要做的,就是沿着人类艰难生存的湿地,探寻那曾经迎风摇曳过的苇草的踪迹。

彭刚,1969年生,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著有《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等。

我喜欢的书

南方周末   2006-03-23 15:02:45

毛丹,1963年生,哲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政治学教授,有《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等著译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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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丹

下面10种书,是我随便读读后就喜欢上的。我觉得,它们不一定重要,却可以把玩。

先说政治学著作。我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从业者,可是真正觉得喜欢而又重要的政治学著作,却只有霍布斯的《利维坦》这一种。有学养的政治学家,会承认《利维坦》比洛克等人的著作更重要。它除了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样表明政治本质上只是处理俗人在俗世如何共处,只有靠公众认可而获得合法性,此外没有任何神圣性可言。它还展示:如果政治合法性是指公众对统治的心理认可,那么政治哲学有能力让每一个人从简单的扪心自问开始,认可政治统治是必需的。它可以让普通人也体验到,听任人类那种自负、出人头地的激情驱使,人与人之间只有无休止的战争状态;而对无休止的敌意和横死的恐惧,会驱使人们同意接受政治统治而获得生存所需的秩序。这本书的意思复杂,意味深长。帕森斯甚至断言,全部社会学理论就是为了回答霍布斯的问题:一群自私自利的人怎么可能组成群体与社会?我喜欢这本书,还有一个私人原因,就是觉得此书语言清楚、干净,很难得。

社会学著作,我最喜欢的是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和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些社会学家私下说米尔斯是三流社会学家,意思是他不太正宗。也许,米尔斯由历史学而政治学而社会学,来路是有点杂。不过如今该管这样的叫跨学科,旁人想学还不一定行呢。再说,如果觉得只有韦伯、涂尔干几位才是一流社会学家,帕累托、帕森斯等算二流,那么说米尔斯算三流,倒也可以接受。不过,这样的“三流”其实很高明。这本书在50多年前就有先见地批判了社会学研究的种种不恰当倾向,例如宏大理论、过分依赖统计、跟着资助方的课题走,等等,它们至今仍是社会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顽症。此书很尖锐。我曾戏称它是社会学界的“愤青”之作,不过又赶紧补充说:它可以帮助外行更顺利跨过社会学门槛,还可以帮助行内人士避免不知不觉沦为没良心的庸俗社会学家。

戈夫曼的书则显得有趣、可读,对日常生活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它用很多事例,说明社会对每个地位或位置都有一套相应的行为标准,期望占据这个地位和位置的个人去遵守;人们在社会上的正常相处就是个体都遵守这些标准的过程;这活似每个人都带上了面具,在社会戏台上扮演角色。读这本书可能有一种坏处,要是读歪了,免不了觉得人人都在演戏、都很假,而且作假还有一套套规则。可是细想一下,也就释然了。什么东西是“本真”的,本真的是否一定就好,难说得很呢。读社会学的,该知道个体主要还是被社会形塑出来的。要不,卢梭的牢骚怎么会那么大——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历史学著作通常都厚。我觉得厚而好读的,大概只有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英文书名叫“文明的故事”,风格跟他写的《哲学的故事》相像,篇幅有洋洋11卷。哲学博士杜兰写东西,不仅讲究占尽书面资料,而且喜欢亲历故地、参观文物以获得现实感,他的文笔又是出名的好。所以,这部书富有历史真实感、哲理、文学色彩。要说有什么遗憾,一是关于东方只写了一卷,分量轻了;二是关于西方,他写了拿破仑后实际上就收笔了———我至今没找到可以喜欢的“后续”著作。另一种稍显厚但是大部分内容都好读的,就是《史记》,读历史书的人几乎莫不喜欢。这些年来,我读多了分析史学著作的枯索文字,又领教过长程叙事之繁琐,还见识了《万历十五年》、《皇帝与秀才》之类的新叙事史学,反而倍感《史记》的写法在文、史两方面自有高明玄妙。

我随便读读后喜欢的书,文学类最多。这里只说说最喜欢的三种政治小说,一是奥维尔的《动物庄园》。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后者公认是经典。而经典,常常很让人尊敬而不喜欢。不过对陀氏这本书,只要意识到卡拉马佐夫一家

4人,父亲“老卡”拥有政治知识,“大卡”象征俄罗斯常人常态,“二卡”代表了现代哲学,“小卡”则显示圣化知识与行动类型,那多半会对这本小说赞佩到无以言表的地步。至于《动物庄园》,我每次读,都比读《一九八四》还要感到沉痛。至于第三种小说,我在《日瓦戈医生》与《愤怒的葡萄》之间犹豫过,最后挑了后者。作者斯坦贝克属于所谓的美国左翼作家。这本书写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失地”农民的绝境和心境。1978年我读大一时曾翻阅过,当时倒没什么感觉。可是,近年来我自己也在关心三农问题,研究失地农民的情况,回头再读这本书,竟至于几度潸然泪下。所以,喜欢这本左翼小说,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正由同情弱势群体而发生左翼化的倾向。

此外,有一些杂类书,论有趣、好玩,丝毫不让于前列各种。我特别喜欢其中两种:一种是《宋人轶事汇编》,近人丁传靖辑录宋元明清500余种著作而成,事涉宋朝600余人。读起来,有一点看第五代导演带点颠覆性的电影的古怪感觉———坏人也有好的一面,好人也有十分不堪之处。比如,赵构偶尔也很有雅量,而一向有清名的林和靖居然被很多余杭人讨厌,讥为:“寺里掇食饥老鼠,林间咳嗽病猕猴。豪民送物鹅伸颈,好客临门鳖缩头。”这打油诗不能说不传神。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一向被说成是十分刻板无趣的宋人,其实有趣得很呢!第二种是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新整理的《笔记小说大观》16册,把自晋而清的洋洋200余种笔记收于一箧,好玩而量大。笔记者,最集中呈现中国文本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现在读一读,不仅有趣,而且有政治正确性———不读一点糟粕,怎么知道精华的好呢?至于卷数多,自有多的好处。很多人说喜欢的书,大至《太平御览》,小至《聊斋》、《夜雨秋灯录》,还有洪迈的《夷坚志》、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一塌括子都在。所以,欢喜了这个“大观”,等于欢喜了好多种好玩的书呢!

美国学者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中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所以“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这种相互关联的突显,使得制度经济学日益引人瞩目。不过,汉语学界的重视较多地落在引述与阐释从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开始直至R.H.科斯等人的结论,对于中国环境中的真切问题及其形成机理,则缺乏深入说明。

这样看来,我们在介绍理解域外经典的同时,尤其应该致力的,乃是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自己的问题;中国文献典籍向称浩瀚,能否以有别于传统方法的某些视角,从前人未曾留意的地方发现一些有重要价值的东西?以下是笔者的尝试,并以四本书作为具体例子:《杜工部诗集》、《白居易集》、《武林旧事》、《大诰》。

《杜工部诗集》

国民在酷税酷役的威压之下,连哭诉的权利都没有,杜甫于此了然于胸,写来自然痛切入骨,从而成为对制度特质把握最为深刻的伟大文学家

将杜甫诗集列为“制度经济学要籍”,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实则不然。且不说杜诗深刻表现了极其广泛的制度现象而被历代视为“诗史”,单是我们习焉不察的书名“杜工部诗集”,就曾引来周作人的审视,他说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其声名竟然要依靠“工部员外郎”才能立足,这颇值得留意,因为在西方从未听说过“歌德丞相”、“培根水部”之类滑稽的称谓。

杜诗中值得经济学家留意之处太多了,随手举极寻常的两句:“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这是写城里的年轻豪侠偶然造访农家,主人为款待来客,罄其所有,自愧家贫没有稍好的器具以盛酒时的情态。三辈人仅有一只“老瓦盆”,我们不能不由此产生疑问:为什么“田家”商品消费额度如此之低?

虽然“田家”是国家经济基础的主要支撑者,但是他们除延续生命的最低需求之外,很少另外的生活消费,这是中国千百年历史中最习见的现象,即所谓“耕作之家,终岁勤动,不过仰事俯育之资”。中国农民很早就进入市场,但其经常性的目的并非为了改善生活和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完纳官府横加的沉重赋税、偿还窘迫境遇中的借贷;因此他们被迫而进入市场,非但不可能像中世纪后期英国农民进入市场那样促使自身经济力量的积累壮大,相反却更加贫穷了,如《汉书》中说的:“今农夫五口之家,……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为天灾赋役所迫,农民只能以低于所值一半的价钱出售自己的东西。

至于农民那少得可怜的一点儿消费品又是什么样子呢?杜甫《绝句漫兴》说柴门荒村中仅有“苍苔浊酒”;陆游名作《游山西村》也说:“莫笑农家腊酒浑。”问题是,为什么农家只能消费质量低下的“浊酒”?一读范成大《四时田园诗》才知道,原来强制售给农民的“官酒”质量更劣,以至村民祭神时宁愿用土酿水酒:“老盆新熟杜茅柴,携向田头祭社来。巫媪莫嫌滋味薄,旗亭官酒更多灰。”类似例子,又如王安石所说,由于“官场所出皆粗劣不可食”,所以民间私茶禁而不绝。

为什么世界上某些国家能够率先发展出近现代宪政体制,而另一些国家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却始终举步维艰?关键是统治者取得赋税的方式不同:在“契约税制”、“协商税制”环境下,国家税收必须建立在国民合作的基础上,国民对于过度恶税的反制能力,迫使统治者必须学会支付政治代价,以换取纳税人的合作认同,于是,逐步建立代议机构,以便与纳税人讨价还价成为惟一的选择;国民意愿被纳入包括财政体制在内的国家制度格局,因此就成为一种越来越难以被撼动的制度惯性。但是如果国家获取赋税的制度路径成本极低,并且这种路径长期得到延续,那么统治者就决不会去学习如何倾听纳税人的声音。如此再来看杜诗中关于官府赋税重压之下老百姓惨状的名句:“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为此,……已诉征求贫到骨”,虽只有短短几句,但已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当时赋役制度的两大性质:第一,它是以泰山压顶之势威临于无数“编户民”头上的,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实现“诛求尽”“征求贫到骨”而不会受到有效的阻遏;第二,诛求对象极端弱势化,倾家荡产时也只能作为分散个体而“恸哭秋原”,此外很难想象再有任何稍微有效的诉求方式和反制能力。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中,纳税人的意愿当然万难被统治者视为与自己的利益和命运相关,更不可能以此为起点而建立起讨价还价的代议制政治机构以及支撑运行此类机构的宪政法理。

国民在酷税酷役等威压之下,连哭诉的权利都没有,杜甫于此了然于胸,写来自然痛切入骨,从而成为对制度特质把握最为深刻的伟大文学家。比如《前出塞》写役夫的命运:“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兵车行》名句:“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他抓住的这个问题始终是制度要穴,后人不得不反复面对这样的悲剧,如宋代苏轼所说:“抽钱算间口,但未榷羹粥;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再如明代海瑞的痛心疾首和无可奈何:“官爵贿赂,夺魄动心;国病民冤,如聋如哑!”这千年不变的制度定势,恰与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发展方向形成对比:“欧洲农民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在意大利、法国和佛兰德,在人身和财产权利方面已经不像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恶劣。许多农奴,以前按领主的意愿随便被征税,此时也上升到维兰的地位,于是他们的义务靠习惯法确定,领主不能再任意改变税额和强征税。”

《白居易集》

早在黄宗羲之前800多年,白居易就清楚地说明:在允许和鼓励官吏用加倍盘剥百姓之所得满足私欲、邀宠求进的制度中,任何税制改革都难有实质的意义

从白居易的大量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朝中衰过程中,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共振”下局势的迅速恶化以及众多相关的经济现象:名义上是买卖双方协商价格、而实际是官府强制征派的“和买”、“和雇”制度蠹民之甚;皇帝走卒对市场的公开掳掠;国家财政制度非但不能阻遏统治者私欲的空前膨胀,相反却只能屈从其威势而使这种膨胀制度化……再看他对“租庸调制”改为“两税制”这中国税制史上重大改革过程和结果的描写: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

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

……

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

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

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重赋》

此诗写作上距“两税制”启动仅20几年,但税改开始时禁止滥税的法令和许诺都已成了废纸——今人对“黄宗羲定律”颇为重视,其实早在黄宗羲之前800多年,白居易就清楚地说明:在允许和鼓励官吏用加倍盘剥百姓之所得满足私欲、邀宠求进的制度中,任何税制改革都难有实质的意义。

《武林旧事》

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其前提总是皇权的巩固发展、权力欲望和权力寄生阶层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消费”的迅速膨胀;同时必然伴生的另一端就是对广大农民盘剥的激增、农民经济能力日渐低下直至大量破产周密撰写的这部著作,与《东京梦华录》等书一样,对宋代京城风貌有详细的记述。涉及的城市生活内容非常广泛,又汇集了作者从许多闲退官宦处搜集的关于宫廷制度、官僚阶层生活方面的大量资料,因此历来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者所重视。这里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本书所记述的那种非常繁荣的城市经济,其制度意义究竟在哪里?它真的如许多学者所笃信的那样,是推动中国从中世纪向近现代发展的内在动力吗?

美国学者斯科特?戈登在《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中说:如果把宪政制度与“权力安排既系统又有序的专制政体相对比,就会发现:后者不仅否认公民权利,而且在经济和其他公共政策方面无一例外地处于劣势”。不过要留心的是,与宪政制度相比,专制政体在经济上的“劣势”往往不是简单直观地呈现出来,因此认识它需要有更深一层的梳理。

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众多城市的制度特点,在于它们具有独立于王权之外的地位;尤其是,这种自由是以城市法乃至国家基本法为基础的,例如12世纪后许多“城市宪章”常用金字镌刻在市政厅或教堂的醒目位置。中国城市则相反,其第一属性乃是作为皇权制度网络上凝集和传导统治权力的网结;因而城市经济体制必须从属于权力,就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预设。宋代著名民谣所说:“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生动地道出了政治发迹与经商发迹,不论其初始形态如何与皇权相逆反,但最后都是要回归这共同的核心。所以这种预设之下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其前提总是皇权的巩固发展、权力欲望和权力寄生阶层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消费”的迅速膨胀;同时必然伴生的另一端就是对广大农民盘剥的激增、农民经济能力日渐低下直至大量破产。一旦城市经济这种“繁荣”到达制度承载极限,整个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就会同步崩塌,昔日异常发达的城市经济也就被流民暴动等动乱扫荡一空,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始终不能跳出的“一治一乱循环”。唐人所谓“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试问繁华何处有?雨苔烟草古城秋”;宋代王安石所谓“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元代张养浩所谓“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类诗句哀叹的,都是上述制度预设之下,城市繁华无法逃脱的悲剧宿命。

《武林旧事》等书对王朝中后期都市经济如烈火烹油一般炽盛的局面,记述得极为真切具体;其中尤为详尽明晰的,乃是权力消费格局之发达、人群之庞大及细节方面的争奇斗巧。如果将这种极尽奢华与当时对百姓压榨的日甚一日对照,就可以明白缘何众多思想家会不约而同地把宋代衰亡归因于为城市权力经济输血的不遗余力了。杨万里、朱熹、叶适都曾详细说明“经制钱”、“总制钱”等诸多加征的泛滥成灾;顾炎武深感于17世纪的明末历史只能重蹈前代覆辙,于是特别重提宋末加征的“为州县大患”和“剥民敛怨”。

可惜仍有很多学者不明白上面的道理,误以为中国只要在某些时段和某些城市中具备了可观的商品交易规模、为城市消费服务的手工业工场制、与世界接轨的币制,就意味着制度形态中具有了走出中世纪的曙光和“资本主义萌芽”,这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了。相反,倒是百年前唐才常在《历代商政与欧洲各国同异考》中说:中西工商业制度法理上的异向,导致两者“事同而实异”;严复在翻译《法意》所加按语中更指出,因为西方商业公司的发展乃是建立在与中国迥异的制度根基之上的,所以不仅中国传统制度中不可能产生类似的商业制度,就是到了晚清洋务运动蜂拥兴商时,仍是空有热闹表象而无法学到现代商业制度的核心:“欧美商业公司,其制度之美备,殆无异一民主。此自以生于立宪民主国,取则不远之故。专制君主之民,本无平等观念,故公司之制,中国亘古无之。迩者,吾国耸于外洋之富厚,推究所由,以谓在多商业,则亦相与为其形似,设商部,立商会,鼓舞其民,使知变计。一若向有大利在前,吾民皆梦然无所见,而必待为上之人为之发纵指示也者。”所以严复的结论是,洋务运动与西方经济成就的巨大差别,其产生有着比商业形态本身更为深刻的根源:“其所以然之故,必不在商之能事,明矣。”

《大诰》

每个百姓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必须永远附属于统治权力,“王法”这第一准则正是《大诰》的核心

此书是朱元璋在国家成文法《大明律》之外另外钦定的“法外之法”,“事实上即是他的语录”,“他不但要求天下所有的学生都读《大诰》,而且还下诏要求天下家家户户都必须有这一套‘至宝’”。秦始皇以来的统治威势,最后以皇帝个人意志完全法典化等一系列空前专横的方式予以强调,这自然是14世纪中国制度建设中意义重大的举措;而可资对比的则是上文提到的13世纪以后,宪政制度在扼制王权专制欲求上日益有力的法治化进程。

诺斯教授曾将现代经济体制的核心定义为:“交易的基础———使交易成为可能的———是一个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他强调,交易双方平等地相互确认对方拥有交易物的产权、“而且这些权利在法律意义上能行使”,这是人们能够不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而使商品生产和“经济组织”发展起来的前提;他还指出现代经济形态的特点就在于:“政府组织”与“经济组织”同样地遵从法律约束,这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制度属性。以此定义来对照,则《大诰》所宣示的法理对于包括经济形态在内中国制度方向的意义,其重要性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按习惯的定义,传统中国是以无数“自耕农”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其实这说法有意无意遮蔽了一条最重要的制度经济法理:百姓所以有权利占用土地、耕作生息甚至某些时候买卖土地,这生命存在和经济行为的合法性,天然而且完全来自皇权的恩养赐福,即柳宗元所说:“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而越是到了传统制度的后期,这一法理就越不能丝毫含混,所以朱熹反复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之东西,亦皆王民”;“既为王民,便当遵守王法。”

每个百姓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必须永远附属于统治权力,“王法”这第一准则正是《大诰》的核心,所以说“九州之田,皆系于官”,亦即百姓使用土地的合法性前提乃是他们必须羁身于最严格的户籍赋役制度之下,永远身为提供“王赋”、“王役”的“子民”;而那些不知恩养、不图报答皇帝恩德者,尽管可能暂时据有财产,但其财产不仅丝毫不具备法权意义上的不可侵犯性,而且被天命注定终将不为其所有,《大诰?民不知报》云:“以其社稷立命之恩大,比犹父母,虽报无极。……九州之民,有田连数万亩者,有千亩之下至于百十亩者,甘于利其利,而不知报者多矣。呜呼!至此之际,怒贯神人,天灾人祸由是,所以破家资!”工商阶层的人身和财产合法性来源当然也是如此,所以17世纪中国商人叩谢县老爷宏恩大德时对自己身份的概括是:“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这蝼蚁之命都是老相公所赐。”

因此一个常被忽略的关键是:子民生命和财产的合法性最终来自“皇恩”,这决定了财产在法律上的不可侵犯性只存在于“子民”彼此之间,而决不可能存在于统治者与“子民”之间。在唐宋明清历代法律结构中,昭示皇权神圣性的《五刑》、《十恶》等律,昭示皇权对百姓人身及财产天然统治权和赋役权的《户律》,永远是崇高的“上位法”;而规范百姓彼此之间财产权界的《盗律》等,则是地位远为次要的“下位法”;《盗律》禁止和惩罚的,是“子民”彼此的财产侵害,而决不可能在法理上有一丝一毫禁止皇权和官府侵夺百姓财产的意味!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两千年的产权关系、交易制度、赋税劳役制度、政治哲学及其法理、国民心理、经济体系盛衰的演变逻辑等等,都应该是最基本的前提;对于我们理解洛克的学说、理解前引诺斯对现代经济制度核心属性的定义,亦是极好的对比参照。

顺便提一句,黄宗羲曾慨叹世人在权力面前的自我定位总是:“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多年来我们总是习惯以追溯“国民性”作为反省如此局面的关键;而实际上,“秦制”为始而至《大诰》变本加厉的那样一套法理、法权体系和法律制度才是更根本的原因。



王毅,1954年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文学所《文学遗产》特约编审,曾发表中国哲学、文学、史学、民间宗教、古典园林、造型艺术、“文革”研究等方面的著述数百万字。近年主要研究中国专制社会晚期的制度形态,包括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制度、法权关系、法哲学、行政权力运行方式、制度结构的演变机理、国民政治诉求模式和社会行为模式、“权力经济形态”及其法理基础、赋税体系的特点及其演变方向,等等;尤其注重中国传统政体与宪政政体的制度分野问题。Email:pyh6123@126.com

好读书不求甚解

南方周末   2006-06-01 16:40:19

■秘密书架

□阎克文

日前顺手翻了翻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发现我记录在扉页上的首次阅读时间竟然是1976年5月。那个年头一个接受了一通半吊子教育的高中毕业生由此开始西方思想的启蒙,其结果大概只能是激发出一种半吊子“愤青”心态。不过,很快又读到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和《劝学篇》,尽管是“二道贩子”舶来的思想观念,但放在今天想想,它们确实让我的启蒙过程明显开始有了中庸的趋势。说不清是什么原因,30年来我再也没有认真读过《自然的体系》。但是,尽管我对作者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点却好像终生难忘了:是他让我第一次刻骨铭心地意识到,应该换一套话语去看待和思考“不自然”的体系,否则脑袋恐怕永远也开不了窍,最终只有拿自己的心智为某个谵妄的意识形态植物人殉葬了。

去年读了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然后又重读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于是有了一个肯定是一劳永逸的感觉,就是说,特逗。咱这里反了七八十年“封建”,究竟指的是哪门子“封建”呢?西方的封建大体上说的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划分权利义务界限,不用多说,以这种法理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在我们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柳宗元说的中国“封建”社会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彻底结束了,此后2200多年间再也没有像模像样地复活过,那么,郑重其事地反一个根本不存在或者早就不存在的目标,是不是类似于侯宝林先生的名段子《关公战秦琼》?其实,无论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概念还是通俗的大众宣传符号,乃至作为人人都觉着不言而喻的一个口头禅,把我们这里日常用语中的“封建”改称为“专制”,显然会更加准确,也更加上口,再看看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肯定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反“封建”了,如果这一点变成了我们这里的常识,许多问题大概就容易理解得多。不过至关重要的是,反封建可能或者理应给历史带来什么?如今我已经很固执地认为,是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给了我基本的答案,由于亲手翻译并通读大样的缘故,我等于把此书先后精读了四遍,结果是最终让我产生了一种不易之见:它集中体现了反封建——而本质是反专制——应有的核心思想成就与制度成就,同时,就文本本身来说,完全可以称之为汹涌的激情、冷峻的理性、严谨的逻辑和高贵的政治智慧水乳交融的经典范例,这在同类大师们的同类著作中似乎并不多见。

好读书不求甚解已是我的痼疾,为此常觉无奈。但总有些书吸引我感到必须、应该并喜欢反复阅读,比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韦伯的体系巨大、深厚而又精细自不待言,尤其是,他把无比庞杂的知识与思想素材有效整合为一个体系的成就,没有多少人能够望其项背。但是,也许只有《新教伦理》这个比小册子大不了多少的文本,才能让读者感到大师韦伯的平易近人,以及面对一个体系而产生的阅读快感,大概正因为如此,兰德尔?科林斯才说,我们可以把《新教伦理》看成是学术畅销书的写作指南。韦伯之前还从没有人提出,新教徒有一种“伦理”,现代资本主义有一种“精神”,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自新教伦理,韦伯认为这就是西欧和北美独一无二的现代性最关键的来源之一,也是任何其他地方和时代不可能自发走向这种现代性的最关键原因之一。他的自由主义信念和民族主义情结使他深为德意志民族新教传统十分薄弱而焦虑,始终都在担忧这个民族会因为只是积攒了一堆来历不明或不雅的银子但缺少像样的精神本钱而随时在政治上被现代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笔勾销。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教伦理》无疑具有了现代启示录的巨大价值。当然,按照我的经验,如果静下心来,研读《经济与社会》这样的巨著也同样能够产生阅读快感。韦伯不是世界史和史学理论、政治史和政治理论、宗教史和宗教理论、经济史和经济理论、法律史和法学理论等等任何一个专业研究领域或应用领域的“职业人”,但他对整个历史现实及其精神的融会贯通和精深凝炼,却超越了任何讲坛畛域及门户之见,这可以说是《经济与社会》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景象。有人说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毫无疑问,这决非恭维它像一部超级字典,而是说,它使读者随时都有可能体验到一种理性化思想的强大冲击力,这种不动声色但又充满逻辑激情的力量几可谓无法逃避,并且总是在逼迫一个人不由得自问,面对“经济与社会”,或者说,面对历史与现实,我是谁?我的意义何在?不知这其间有没有内在联系,但我认为,从客观上说,韦伯通过《学术与政治》给出了解答问题的一个途径。韦伯终生都在企盼德意志民族能够成为世界精英之一,但在他那个时代的德国,盘踞或企图盘踞在政治支配地位上的,一如他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描绘的那样,除了“经济上的没落阶级”就是远未成熟的“政治侏儒”,要么就是“一群没有政治意识的市侩”,急功近利的庸俗经济学通过国家的经济政策而泛滥成灾,以致“德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现在都是丑态百出,让我们觉着无地自容”,指望这样一堆坯子凝聚成精英民族?韦伯在有生之年好像不再抱有希望了,他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精英身上,于是我们看到了《学术与政治》的超凡魅力所在———他在呼吁他们去填补价值真空。他的结论是,在价值观混乱乃至缺失

的时代,真正的精英不是表现为花里胡哨、信口雌黄地冒充前锋、领袖甚或先知,而是严肃地为自己的价值抉择承担责任,正视当下的历史真相,冷静地追求切实可行的现世理想。不幸的是,这个民族却是在两次歇斯底里大发作又经历了两次灭顶之灾以后,才被迫走上了这位先知所预言的道路。假如韦伯再多活30年,没准儿真的会痛惜而低沉地为这代价怒吼一声:活该!

说来值得纪念的是,当年为了打磨自己的英文阅读和笔译能力,我曾对照《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逐字逐句通读了两遍,先是五体投地惊叹译文的绝对准确,然后又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文本本身。作者以那么高度洗练而又激越飞扬的文字完整概括了一个庞大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内容,只有大师才能这样举重若轻。至关重要的是,不论150多年来各色人等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如何各取所需,《共产党宣言》的道义感召力和经典性的理想主义情怀,大概仍将使任何读者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它毫不犹豫地断定,那个取代了以往旧社会的终极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然,话说回来,至于大师播下了龙种却不料也产出了一堆跳蚤,这肯定不能全赖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头上,不管这些跳蚤多么巨大。

阎克文,自由撰稿人。译有《民主新论》、《君主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个人主义》、《公众舆论》、《马克斯?韦伯传》、《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商务印书馆即将推出他重译的韦伯著作两种:《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我与几种书的相遇

南方周末   2006-06-29 15:15:42

■秘密书架人茶话

□王彬彬

对于一个所谓的“读书人”,一般意义上的“好书”当然是很多的。但是,那种能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你的人格、改造你的心灵的书,那种能使你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的书,那种能使你的价值观念变得更为明确的书,却又不会太多。由于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文化修养和精神性情的差异,这种意义上的书,却又并没有普适性。一个人读得如痴如醉、思想受到强烈冲击的书,另一个人也许根本就读不下去。所以,这种意义上的书,是可遇不可求的。读这种意义上的书,是生命中重大的“相遇”。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在很早的时候,就与鲁迅的书相遇。上世纪80年代初,《鲁迅全集》出版,我立即买了一套。关于鲁迅的意义,许多人说了许多话,我不想多说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确认为鲁迅的话“句句是真理”的。如今人到中年,我已能冷静地面对那种合理的鲁迅批判。但我的“长进”还有限。那种对鲁迅的低劣而恶毒的攻讦,仍令我极为反感。所以,我有时会骂骂那些乱骂鲁迅者。如果不与鲁迅相遇,如果读鲁迅而昏昏欲睡,或者,如果能够左手高举鲁迅右手高举安妮宝贝头上再顶着王蒙,我一定会比现在过得好些。鲁迅使我与许多人结仇,鲁迅使我与许多人许多事格格不入,鲁迅使我无法突破为人为文的某种底线,这当然也就使我失去了好些名利。但我至今没有后悔。以后是否会后悔,我不知道。

克莱夫?贝尔的《艺术》一书,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曾非常走红,“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观点影响了那时的好多人。199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另一本书《文明》。这本薄薄的《文明》似乎不大有人注意,但我对它的喜爱却远远超过《艺术》。克莱夫?贝尔写作此书时的“问题意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双方都宣称是为“文明”而战,这促使反战的贝尔思考什么是“文明”。贝尔认为,“文明是达到美好的一种特殊手段”,它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东西,相反,“它和人类最近获得的东西即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有联系。我们应当认识到它是教育产生的结果,文明是人为的东西”。而“无论是产权观念、坦诚、清洁、信仰上帝和来世以及永恒的正义,还是豪侠仗义、作风正派,甚至爱国主义等等,一概不能算文明社会区别于野蛮社会的特征”。因而也都不能算是“文明”。贝尔强调,文明的两大特征是“价值观念”和“理性精神”。他所谓的“价值观念”是指对非功利的价值的肯定,是指对“无用之用”的认可,是指对精神价值的推崇。《文明》告诉世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参战者,都并非是为“文明”而战。因为,“在文明人看来,再没有任何群体划分比按照地理位置或人种假说划分更缺乏真实性,其共同点也更少、更模糊了”。贝尔指出,一个高度文明的人,必定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而“民族主义是文明的凶恶的敌人”。“在民族主义形成对文明的威胁的时候,世界主义往往就成了文明用以自卫的武器”。

与贝尔的《文明》一样,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也把民族主义比作残害文明的“瘟疫”,也热烈地歌颂了那种世界主义的情怀和精神。如果说是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贝尔写了《文明》,那么,是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茨威格在接近中年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接近老年时,欧洲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烈时,茨威格在远离欧洲的地方开始写这本《昨日的世界》。在当时致友人信中,他说:“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写完这部书,茨威格就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令他绝望的世界。茨威格认为,对个人尊严、自由和权利的肯定和尊重,是欧洲文明的精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目睹了欧洲文明的精华怎样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摧毁,这使他决定对这个世界永远闭上眼睛。贝尔的《文明》和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使我更好地懂得了什么是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更使我懂得: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必然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

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在不少问题上令我有茅塞顿开之感,这真是一种益人神智的书。有许多书强调了改造社会的必要,而哈耶克则强调了人改造社会的限度。哈耶克指出,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延续,都具有某种“自发性”,都是“累积性发展”的结果,都有着内在的理路和生命。没有任何人能洞察其中的全部奥秘,没有任何人能拥有社会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在整个社会所需要的知识面前,任何人都是无知的,最博学的人和最无知的人之间的差别都显得没有意义。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个人、任何群体,都没有资格为文明的发展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为社会的进步设计一个严密的蓝图。换言之,任何个人、任何群体都不能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从这里又引出了自由为何必要:因为每个人都是“无知”的,所以没有人有资格对他人进行“强制”,没有人有资格为他人设计生活目标,所以自由是必要的,简言之,因为人类的“无知”,所以人类需要自由。有许多人解释过自由为何必要。哈耶克的解释则既平实又与众不同。



王彬彬

1962年11月生,安徽望江县人。1978年参加高考,被洛阳外语学院录取。1992年自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1992年至1999年在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工作。1999年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已出版《在功利与唯美之间》、《鲁迅晚年情怀》、《为批评正名》、《城墙下的夜游者》、《给每日以生命》、《独白与驳诘》、《文坛三户》、《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往事何堪哀》、《一嘘三叹论文学》等著作多部。

影响我的三本书

南方周末   2006-08-10 15:30:14

■秘密书架

□薛涌

这是篇命题作文。我搜肠刮肚,想出3本来交账。第一本是《富兰克林自传》。此书影响我的做人。第二本是Josiah Ober所著的《在民主雅典的大众与精英》。此书影响我对社会政治的观察。第三本其实是两本,因为出于一人之手,姑且一起来说:滨岛敦俊的《明代江南农村社会的研究》和《总管的信仰》。这两本书影响的是我的学术。

富兰克林不仅是美国的建国之父,而且是世界上最博学的人。他是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工业家,等等。几乎什么头衔都能加到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身上。当时巴黎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巴黎上流社会沙龙中的女人,几乎全被富兰克林迷倒。一位同时代的人开玩笑说:只要富兰克林一出现在社交场合,那些女人就会“吃了他”。而他的法文讲得还不怎么样。这曾令当时的同事,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的亚当斯很是嫉妒。富兰克林正是凭这样的人气,在独立战争中为美国赢得了法国的关键性的支持。否则世界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这位处于世界政治、外交与文化的中心舞台上的人,出身寒微。首先他是来自美国,一个偏远荒僻之地。而且即使在这样的文化边缘地带,富兰克林也是在下层:他从一个印刷房的小学徒工起步,后来成为作坊主,又买下一家发行几百份的报纸;这样一步一步地进入美国最富有的阶层,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名人之一。

他的自传,详细叙述了他起家的过程。我是大学时期读的;如今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仍然记忆犹新。要学习做人,好书莫过于《富兰克林自传》。我希望现在的大学生都把此书当必读书。

这书可贵的地方,在于教你在寒微之时怎么面对自己,面对世界。富兰克林在排字房当学徒,能吃饱穿暖就不错,毫无社会地位可言。但是,不管多么寒微,你从来感觉不到他心灵的寒微。他相信自己克勤克俭的生活哲学的优越。这种哲学,和普通百姓的伦理又是如此接近,乃至被称为“小店主的哲学”。比如他的格言“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以我们中国人的标准,简直有些庸俗。而这样脚踏实地地做人、生活,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我这一生40多年,不乏困窘之时。比如读博士的最后几年,小女出生,奖学金用完,一家3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没有办法,只好爬格子为生,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当时许多亲友觉得我们苦死了:在美国养孩子连车也没有;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去超市都要来回走一个小时,把孩子放在运动婴儿车上,座位下塞满了买来的日用食品。然而,我们一家却能在此中享受快乐的时光。当我坐在计算机前“卖文为生”时,常常想起富兰克林跑排字房的情景,心里不免有些骄傲。当父母的这种精神,当然也影响到了孩子。

我们住的纽黑文是个非常穷的城市,遍地是无家可归者。一般美国孩子是坐在汽车里长大的。我们的女儿则是坐在婴儿车上被推着满城走而长大的,自然对无家可归者有近观的经验。她3岁时就告诉我们:她长大的理想是开个饭馆,让穷人吃饭不花钱,让富人多缴点钱。她从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感受到的不是自己的卑微,而是改造世界的责任。

《在民主雅典的大众与精英》一书,则以雅典的民主政治为案例,讨论多数人的智慧为什么高于少数精英的智慧的问题。Josiah Ober时常从对历史的分析回到对当代美国政治的思考。读书阅世,相得益彰。希腊主要的文化巨人,如希罗多德、修西底德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对民主制度有微辞,对大众掌握政治权力表示怀疑。

指责雅典民主流于暴民政治的说法也不新鲜。Josiah Ober则指出,公众对许多问题虽然无知,但有基本的判断能力。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在各派精英和专家摆出的意见中进行明智的选择。精英要在城邦政治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有与大众沟通的能力。这是解读雅典民主的关键。我一生中最被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所触动的时候有两个:一是在1980年刚刚开放时的北大校园,一是网络民意让主流经济学家们惊慌失措的今天。读此书,对理解究竟是网络民意“非理性”,还是“主流”们有专制心态,实在非常有帮助。

滨岛的两本书,涉及许多复杂的学术问题,这里只能长话短说。在中国和美国的中国史学界,都有这样一个流行的看法:日本人的学问以史料见长,拙于思想。这实在是对日本学术的误会。滨岛书中对一些史料的细节解释,估计日后会受到挑战。但这是两本以思想架构见长的书。日本自江户以来,经济繁荣,文化上也试图从中国文化的笼罩下独立出来。因而许多学者在思考日本比中国优越的地方。从这一传统中,许多学者和知识人发现,中国皇帝的绝对权力,特别是为执行这一绝对权力所打造的官僚机器,弱化了基层“共同体”中的制度建设,使一切问题都依靠国家解决,社会丧失了活力。与此相对,日本的村落高度自治,组织严密繁复,能有效地调动和经营社会资源。滨岛这两本书,一是从水利和赋役的角度,一是从民间信仰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社会基层组织之退化,乃至地主作为农村的领导阶层,脱离土地搬到接近官僚政治中心的城镇中,在乡村形成权力真空。官僚组织的有序和地方社会的无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他本人并没有这样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是我个人的解读。但是,我以为这两本书对于深追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颇为重要,应该早日翻译成中文。



薛涌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就职于《北京晚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1995-1997年就读于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硕士课程,1997-2004年于同校历史系攻读博士,现为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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